中国残联 教育部 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奥工作的意见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教育部 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 文件
残联发[2004]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残联、教育厅（教委）、民政厅（局）、体育局：
　　我国有1200万智力残疾人，约占残疾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同其他类别残疾人相比，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更需要得到特别扶持与帮助。特殊奥林匹克运动（特奥运动）是为智力残疾人提供奥林匹克形式的训练和比赛，为他们提供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各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我国特奥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之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国上海成功赢得2007年第十二届世界夏季特奥运动会的主办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特奥运动发展最快的国家。但是，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残疾人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家和社会为残疾人提供的资源还很有限，智力残疾人生活状态、特奥运动的发展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特奥的发展也很不平衡。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奥工作，改善智力残疾人的状况，鼓励动员更多的智力残疾人参加特奥运动，确保完成《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中规定的任务，办好2007年世界特奥运动会，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特奥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从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以人为本的高度重视特奥工作。1996年，江泽民同志为特奥工作题词"关心弱智人体育事业，开展弱智人体育活动"；2000年，亲切接见特奥运动员代表，对特奥工作做出重要指示，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接见国际特奥代表团时指出，智力残疾人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他们比健全人面临更多的困难，理应得到家庭和社会更多关爱和帮助。胡锦涛同志还将上海特奥会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作为三大赛事，表示中国政府要全力支持上海办好世界特奥运动会。
　　（二）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协调发展的作用认识特奥工作。智力残疾人参加特奥活动，不仅可以展示他们的体育才华，发挥潜能，勇敢表现，与其他运动员、家庭分享快乐，交流技艺，增进友谊，而且能让社会认识到他们的能力，改变对他们的态度，增进相互了解，改善人际关系，营造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弘扬人道主义，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三）从帮助智力残疾人走出生活困境，实现人权保障，共同奔向小康，共享社会文明进步成果的意义开展特奥工作。在各类残疾人中智力残疾人是最需要帮助的，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大多还处于困境之中，社会对他们还有不少的偏见和歧视。他们的康复、教育、就业、安养等还存在很多困难。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价值、前途，也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他们的人权也需要得到切实保障。特奥运动可以增强他们的体质，培养他们的自信，提高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改善生活状态，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实现自己的尊严、价值，共享改革开放和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四）从加强国际合作、增进友谊的角度发展特奥运动。特奥已经成为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性运动。发展特奥运动，将增进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友谊、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扩大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
　　二、新时期特奥工作指导方针和任务
　　（五）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科学发展观，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满足广大智力残疾人参加特奥活动的需求。以举办2007年上海世界特奥运动会为契机，以基层和社区特奥活动为基础，以智力残疾人集中的特教学校、福利院、福利企业为中心，以多种形式和层次的特奥训练、竞赛等活动为重点，通过推动特奥运动发展，改善智力残疾人生活状况，提高参与社会生活成力，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六）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的要求，2005年我国参加特奥运动的智力残疾人达到50万。到2003年底，特奥运动员已发展到30万。今后两年，要按照分解到各地的任务目标，加强对地方特奥工作的支持，指导和检查，确保目标任务的按时完成。要利用计算机网络做好数据的统计工作，对"十五"计划纲要进行终期检查时，要把特奥任务的完成情况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2005年之后，在巩固成绩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提高特奥运动的水平。
　　三、加强领导，建立健全特奥工作体系
　　（七）特奥工作是群众体育的组成部分，也是残疾人事业的重要内容。各地体育、民政、教育、残联要把特奥工作纳入规划，统筹安排，明确责任，发挥优势，狠抓落实。体育部门要把特奥纳入全民健身计划，在场地、教练员、训练和竞赛组织等方面提供条件。教育行政部门要把特奥的有关内容纳入师范、体育院校的相关课程；把特奥活动纳入培智学校教学计划，把培智学校建成社区特奥资源中心。民政部门要做好智力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在社会福利机构、福利企业中开展特奥活动。残联要充分发挥残疾人组织的代表作用，把特奥工作当作为智力残疾人办好事、办实事的一项重要举措，制定实施特奥工作规划，积极协调、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完成"十五"计划纲要规定的任务。
　　（八）要建立健全各级特奥组织。各地要成立特奥会，领导、组织本区的特奥工作。特奥会领导机构由残联、体育、教育、民政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同时吸收智力残疾人亲友、特教专家、体育专家以及特奥运动员代表。特奥会工作机构要有专职或兼职人员。
　　（九）加强特奥培训基地建设。国家和地方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要承担特奥培训的任务。各地要选择有条件的体育中心、院校作为特奥培训中心。
　　（十）增加经费投入。特奥工作属于社会公益事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应逐步增加对特奥工作的投入。
　　四、组织培养特奥工作者队伍
　　（十一）教练员、管理人员、志愿者的参与是特奥运动蓬勃开展的坚实基础。要加大特奥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有计划地从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和社区中吸收一大批热爱特奥工作的教练员、特教老师、社区工作者参与特奥工作；各级残联、体育部门从事残疾人体育工作的管理人员要接受特奥培训。要动员智力残疾人亲友、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作为志愿者参与特奥活动。
　　五、大力推进基层特奥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特奥活动
　　（十二）社区特奥活动是城镇特奥工作的基础。各地残联、民政部门要把特奥工作作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基层残联、民政、教育、体育机构要成立特奥活动小组，协调解决特奥活动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充分利用社区内的文体中心、健身俱乐部、学校、残疾人康复站等单位的人才、资源和场地等条件，开展相对固定的特奥活动。特奥组织要协助配合社区，采取多种形式，发动、引导、组织社区内智力残疾人开展经常性的特奥活动，满足他们参加特奥活动的需求。
　　（十三）要重视农村特奥工作。我国大部分智力残疾人分布在农村。县、乡残联要协调有关部门，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利用农村的学校、文体活动站人员、场地，组织辖区内智力残疾人参加特奥活动。智力残疾人比例较高的地区，各地要作为工作重点，加大支持力度。
　　（十四）特奥活动不仅包括训练和比赛，还包括"运动员健康计划"、"高校发展计划"、"快来参加特奥"、"融合运动"、"家庭支援网计划"等，要组织医务人员，大、中、小学生，智力残疾人亲友等参与和支持。
　　六、拓展特奥运动项目，办好2006年全国特奥运动会，筹备并组团参加2007年世界特奥运动会
　　（十五）第四届全国特奥运动会将于2006年在黑龙江省举行，这将是2007年上海世界特奥运动会的预演，也是检阅我国特奥发展成就的盛会。各地要高度重视组团参赛工作，为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做出贡献。
　　（十六）2007年上海世界特奥运动会将有来自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7000名特奥运动员在内的3万多人参与。筹备和举办2007年世界特奥运动会，既是上海市和残联、体育系统的大事，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要努力把2007年第12届世界夏季特奥运动会办成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特奥运动会，充分展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社会保障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推动新世纪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促进特奥运动和残疾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升我国国际地位，为我国和世界特奥运动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十七）2007年，我国将派出包括2000多名运动员在内的代表团参加上海世界特奥运动会全部18个项目的比赛。我国代表团将采取各省承担任务、分省集训、统一组团的形式参赛，各省市要重视参赛工作，残联、体育部门牵头，积极争取政府支持，圆满完成任务。
　　（十八）在我国目前开展的13个夏季特奥项目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特奥培训基地和省级特奥培训中心的作用，拓展特奥新项目。从全国来看，特奥运动的开展应以普及为主，优先考虑简便易行的田径、乒乓球、篮球等项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马术、帆船、高尔夫等项目可在有条件的省市开展。
　　
　　附件：各省特奥运动员统计任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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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残联 教育部 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

二○○四年四月五日

试论反倾销实施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及其调整

吕炳斌(韩国国际法律经营大学)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反倾销制度，着眼于WTO反倾销规则某些模糊之处给有关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留下空间这一现象。本文认识到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调整反倾销制度保护主义倾向时的重要作用，进行理论和案例上的分析。并且也提出应该考虑进行必要的实体上的调整，以使这一制度发挥更好作用。
关键词：反倾销 WTO争端解决机制 程序 实体

THE PROTECTIONISM TENDENCY OF THE ANTI-DUMPING SYSTEM AND ITS ADJUSTMENT
(c) 2003 LU Bingbin (Transnational Law & Business University，TLBU LAW SCHOOL)

ABSTRACT:The essay mainly deals with the subject of anti-dumping system. It reviews that there remain ambiguities in the WTO anti-dumping law and this law still leaves room f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pproach to the enforcement of anti-dumping law. The essay takes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as a procedural adjustment to the default of the anti-dumping law, and it also believes that some substantive amendments should be done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perfect this system.
KEYWORD: anti-dumping,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procedural law, substantive law

一、反倾销制度与保护主义倾向
法律总是反映着某种政策，反倾销法律制度在实施中潜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动机，主要是一些反倾销的主要发动国以反倾销为借口，推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反倾销法，包括反倾销国内法和反倾销国际法。所谓反倾销制度的保护主义倾向，主要是指各国在利用反倾销措施时所表现出的保护主义倾向，实际上，反倾销制度的确立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的需要，这种需要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各国主要是一些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发达国家利用这一制度时过多的考虑本国利益，而利用目前WTO反倾销制度中的一些不完善之处。
随着我国加入WTO，关于反倾销的研究和讨论越来越多，但是实务界主要着眼于如何应诉等，理论界存在一些讨论，但专门对这一制度的缺陷或有待完善之处进行系统研究还不多。在研究国际经济法尤其是WTO法这门新兴学科时，在注重案例分析同时引进一些原理性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反倾销保护主义倾向具体体现在：1、设法扩大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协定）有关条款的解释，由此扩大了对反倾销适用范围的立法，如第6条规定倾销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入另一国贸易，同时，总协定为了向各缔约方提供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又规定了在不能采用出口国市场价格作为“正常价值”时，可采用“构成价值”来确定，美国就据此在1974年贸易法中，除了规定不同国家的价格歧视行为是倾销外，还将国际贸易中“低于生产成本的销售”（sales below predicting cost）包括在倾销中，这实际上是对倾销作了扩大解释 ； 2、在倾销幅度和倾销损害的认定上，一是调查机构在履行明显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程序时所做的判断标准。由于反倾销已经成为西方国家贸易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反倾销法的理论基础就变得远远不如保护国内工业免受低价进口产品损害的那么重要。通常采取的做法是：用提高正常价值、降低平均出价格的方法从而增加反倾销幅度。对被认定为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采用“替代国”方法，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关于倾销的裁决经常是根据由不太恰当的替代国所提供的最为充分的价格资料作出。二是本国企业可以操纵损害标准。损害指标包括市场分额、就业、利润、生产能力、开工率等几个方面及其发展趋势，有些指标并不与进口产品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可以为本国企业操纵，一旦其为政府管理机关认定为其标准得以满足，则倾销随之确立。倾销幅度和倾销损害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正是WTO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主要漏洞所在，必须加以完善和修改。 3、滥用国内反倾销法，不惜违背总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发动反倾销调查，如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贸易与工业发展部事先未通知我出口相关单位就进行税率最高达1105%的反倾销。如果说，前两个方面的保护主义多多少少还是在总协定设定的义务和规则范围内通过对某些条款的利用达到保护主义目的，那么第三种现象就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了。
下面试以美国和欧盟反倾销制度尤其是对中国的一些明显具有保护主义的
不合理措施为例说明。
美国反倾销在适用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时，存在着一系列不合理因素，特别是在涉及价格比较时，对“公平价值”的计算采用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特殊规定，因此作出的裁决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合理的因素主要表现在：1、反倾销法有关选择“替代国”的规定，在适用我国对美出口时缺乏可预测性；2、替代国的方法在实践中缺乏可行性，执行中很不公平；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使中国产品在世界上具有无可比拟的比较成本优势，而美国反倾销法根本不考虑这些因素；3、累计估算的方法，客观上使得中国商品受到歧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调查被指控商品是否对美国相关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时采用的是累计计算方法，即不仅看一国商品对美国工业的影响，而且看数个被告国家对美国工业的影响，这明显具有不公平性，典型例子如美国中厚钢板反倾销案，共有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南非等四国受指控，实际上单独的中国绝没有构成倾销。 可见，美国在“公平价值”计算和“实质性损害”评定这两个确定倾销的“关键点”都实行了不合理措施，保护主义可见一斑。
再看欧盟关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一具体的措施所体现的保护主义倾向。1998年4月30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对反倾销的重要修正案，总体上承认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是却出台了所谓的“市场经济五条标准”，在反倾销调查中采取的是逐个公司个案审查的办法，这一政策被认为是“本质上的消极性”和“表面上的灵活性” ，总体上肯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实际上否定之，抽象上承认而到具体案件则想方设法否定之。并且这一政策在市场经济地位适用上具有歧视性，象前南斯拉夫等最早被承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出来没有进行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个案审查，这政策的背后可能隐含着欧盟针对的贸易大国的意味。并且，更加奇怪的是，如果中国有一家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其余没有获得这一地位的企业就仍然需要用参照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来确定正常价值，而这样的选择往往有利于欧盟，通过这一具体政策可以看出，反倾销实际上是某些国家（地区）实行保护主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
中国加入WTO后，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15条A款1.2项规定，中国企业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上负有举证责任，这一规定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欧盟和美国等原来的对华市场经济问题产生影响，有待于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当然，对反倾销制度的质疑在于其存在的漏洞，而非该制度本身。在WTO的反倾销法律中存在着模糊性，这为在执行反倾销法中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不同解释或做法留下了空间。 相对简单的守则条款不可能对每一个措施作出详细的概念界定，更何况当事方总是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条款的含义。 事实上，反倾销法向来被认为是倾向保护主义的反倾销法，或者是“对保护主义的简单包装” 。
我们可以呼唤，在利用反倾销制度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起诉国与应诉国利益平衡问题，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律确实是利益的平衡器，但是有关当事人总是喜欢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谋求最大利益，甚至不惜利用制度的缺陷或可争议之处。要在法律本身达到充分考虑起诉国和应诉国的利益，这需要实体法的相应修改，这不是一朝一日即可实现，目前只能着眼于如何利用现存机制扭转这种不公正倾向。

二、程序调整
在WTO建立后，论坛式的争端解决机制变成了现行法院或仲裁式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是一种由不叫“法官”的审理员组成审判单位，不叫“法院”而叫“争端解决机关”（DSB）进行管理的独特司法制度。在研究这一机制时，适当的引进传统的诉讼法理论是不无裨益的。
程序的功能和价值何在？一般认为，程序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正、效率和效益。但是关于程序的价值的探讨确是学说众多。强调程序法的独立价值的学者认为，程序法的独立价值体现为，尊重当事人和法律关系主体，弥补实体法不足、公众认可以及制约实体法等价值 。价值定位强调程序法独立于实体之外的价值。
确实，程序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发挥作用也日益增大。但是有必要全面的看到程序法的工具价值和程序价值，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即程序法的工具价值，应该说是程序法的首要价值；但是也应该看到，程序法具有独立价值。与此对应的是两种学说：“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程序本位主义”如“诉讼法是实体法之母”观点持者日本诉讼法学家谷口安平 。但是也以后看到，不应该把程序的功能和地位提得过高，最初提出“程序价值”理论的萨墨斯主要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从结果本位主义之外的角度对法律程序问题进行思考，但并没有达到忽视甚至否定程序工具性价值的程度 。总之，从实质意义上来说，程序法和实体法必须同时存在，互为依存，马克思比喻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是“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
在WTO体系中，所谓的程序主要是WTO争端解决机制。WTO成立以来的时间已充分证明，该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机制，因为没有这一机制，WTO成员方的贸易争端无法解决，势必使任何实体规范成为一纸空文，WTO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在反倾销制度领域，这一机制的作用同样得到极大发挥。
下面试以“印度诉欧共体棉织床上用品反倾销争端案” 涉及到的“归零法”为例论述。 在本案中，印度列出了欧共体在反倾销调查中违反“反倾销协议”的31项做法，最重要的是关于“归零法”，在倾销幅度和倾销数额的计算上，欧共体根据进口床单的不同型号，每个型号的床单计算出该型号的差价幅度（margin of price difference），然后某型号的倾销数额=差价幅度*进口数量，对于那些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欧共体不是计算出一个负值的倾销数额，而是一律将这类型号的床单的倾销数额归等于零，接着是计算总的倾销数额，将之除以所有型号床单的进口数量得出一个总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印度认为，“归零法”与《反倾销协议》2.4.2款不符，导致加权倾销幅度的扩大，印度认为，2.4.2款规定的三种倾销幅度比较方法之一“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的出口交易的加权平均价格之间进行比较”，印度认为这一条款并未授予欧共体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可以擅自把某些型号的床单的倾销数额由负额变为零，这实际上排斥了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参与总的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计算，违反了“加权平均”应有的含义。欧共体抗辩，计算倾销幅度应该针对存在倾销的床单，由于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的床单没有构成倾销，所以在加权平均计算总的倾销幅度时应该排除在外，另外，与印度强调“全部”对应其强调“全部”之后的条款用语“可比”。
专家组认为，印度、欧共体以及作为第三方提出见解的美国对《反倾销协议》2.4.2款的理解都有孤立性和片面性，提出应该根据《维也纳外交法公约》31条“条约应依其用语按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以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认为“归零法”实际上把差价幅度为负值的型号床单排除在外，把其出口价格视为正常价值，人为的篡改了数值。欧共体上诉，上诉局再次强调倾销幅度和倾销只能是“案件所设涉及产品作为一个整体”的倾销幅度。
这种通过专家组和上诉局的解释即所谓的程序调整的效力问题，即DSB的专家组和上诉局报告有没有普通法上的先例效力，DSB的专家组和上诉局是否有权解释WTO一揽子协议从而拘束后案，这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有观点认为，“WTO的专家组和上诉局拥有司法解释权，以区别于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根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第9条拥有的立法解释权”。 也有学者担忧，“以往专家组的裁定、裁决、报告实际上有着极广的影响，专家组凭借此手段创设新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说，专家组常此以往必然影响WTO与缔约方的关系，而且还会影响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稳定性。 这种担忧不是凭空而生，为了不使之发生，就要求专家组和上诉局的解释必须严格依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并且根据乌拉圭回合《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书》第3条第2款规定，DSB的建议或裁决不增加或减少WTO涵盖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如此重要，使得我们在看到WTO争端解决机制所能发挥的良好作用的同时，注意到其不足，这一机制也需要完善。WTO司法机制存在的缺陷主要是，如审案过程是“保密”的（DSU第14条），不公开不透明的，第二个缺陷是上诉机构缺少一项重要的权力，即一般法院都具有驳回重审权，而“上诉机构得维持、修改或推翻专家组的法律裁决或决定”（DSU第117条13款），有学者认为，这个缺陷给WTO司法机制的实际运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在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办案偏颇、违规造法、举证混乱等。比如在“证据制度”上，未对证据的范围、举证责任、证据的效力等问题进行规定，存在严重法律真空，两大法系共有的一些证据规则难以应付复杂的案件事实，如美国诉阿根廷鞋类、纺织品、衣服以及其他产品的进口措施案中（WT/DS56），专家组拒绝接受阿根廷提出的其与世界银行IMF间备忘录的实体抗辩，上诉局维持专家组意见，但是却无法找出专家组拒绝的理由，又比如欧共体诉美国301条款案（WT/DS152/1）专家组认为欧共体提出的三个反证例子不能构成反证。 为了更好的发挥其功能弥补实体的不足，机制自身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而这同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实体调整
虽然WTO反倾销协议从国际高度对国内反倾销法进行了一定的规制和调整，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存在诸多不近人意之处，存在一些可钻空子的模糊含混之处。有学者指出，WTO反倾销协议最多也是“给贸易政策中一处化脓了的伤口,捆绑上一条绷带” 而已。所以国际经济法学界尤其是一些研究WTO的学者提出了各种看法。第一种主张是要动大手术,用统一的“国际竞争法(反托拉斯法)”取代现行的反倾销政策和具体规则,而把从严界定的、反竞争的“倾销”行为纳入国际竞争法,作为它的一个条款。第二种主张是仿效WTO体制中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TRIPS(知识产权协定)的现有模式,设制一个协调各国竞争法的法律框架和机制,倡导各国反托拉斯执法机关之间“主动礼让”(Positive Comitg)、相互协作。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福克斯教授把这种类型的条约或协议称作“TRAMS”(与贸易有关的反托拉斯措施协议) 。
但是，正如著名WTO/GATT专家杰克逊指出，“尽管人们对反倾销法存在种种政策上的疑虑，但是这些法律在最近将来是不可能被废除或作实质性修改” 。所以我们只能建议考虑在现行WTO反倾销协议等确立的国际反倾销秩序的框架内，通过谈判、立法解释和上文已经提及的司法解释不断的完善WTO反倾销法律制度，从而日益减少甚至消除其非关税壁垒或称保护主义倾向。根据学者总结，主要有以下方面：
1.扩大并强化“公共利益条款”。认为对倾销的认定和对“损伤”的确定,对反倾销调查和措施的采取,不能只着眼于本国某个行业的局部利益,还要把消费者和用户的利益,乃至对市场竞争的扭曲与损害,统统考虑进去,从国家经济与国民福利的整体利益作出权衡。显然,这就足以遏制住保护主义肆虐和动辄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势头。
2.把在市场占有份额不居支配地位或主宰地位的广大中小型企业或出口商排除在反倾销范畴之外。
3.重新从宽定义“相同产品”,以遏制在认定倾销和确定损伤的各个环节上偏向保护主义的倾向。
总之，在WTO有关实体法律上做修改将是一漫长的过程，有待于进一步的谈判。面对WTO反倾销协议的一些模糊之处，WTO争端解决机制所起作用不可忽视，实际上，反倾销调查作为一种国内的行政程序并且由相关发动国部分操纵，从主体上来说就难免有不公正倾向，更何况WTO反倾销协议等法律文件存在模糊性，给不同解释留下了空间，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够以公正的第三方并且带有“监督和纠错性质”出现在纠纷解决中，这种程序调整的力量在目前是最主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尽快学会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李圣敬，反倾销法律与诉讼代理，法律出版社，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