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反不正当竞争/救济权/制度安排/网络侵权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权利具有本原权利与救济权利之分，但两部法律在功能目标与保护对象方面有相通之处。我国的竞争立法，应采取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与规制限制竞争及垄断行为的分别模式，扩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范围，注意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相关民事立法的衔接和协调。在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可考虑增加侵权行为认定的概括式条款，同时着力解决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法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问题。
在私法领域探究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意在说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殊功能作用，即对知识产权行使的保护和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从法律形式来看，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似乎是两种相互冲突的制度设计，前者旨在维护知识财产所有人的“垄断权利”，而后者则是限制或消除某种“垄断地位”。（注：富田彻男认为，“从本质上说，知识产权是为了不让竞争对手销售自己的产品或商品而拥有的一种垄断顾客的权利。在实施这种权利的过程中，需要有主动购买自己产品的顾客和廉价销售同样商品的竞争对手。”授予这种垄断权的根据，“限于在发明者或创作者付出相当劳动，公开其成果，用于服务社会目的等情况下承认其垄断。”（参见：富田彻男．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M]．廖正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20．））其实，两者有着共同的立法目标，即保护合法权利，促进社会进步。其不同之处在于，知识产权法是通过保护知识财产所有人合法权益、鼓励知识创新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则是通过制止非法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来达到上述目的。所以，我们应当处理好具有独占属性的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的关系。
一、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关系
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两者之关系，涉及他们在私法领域中的地位及其关联性问题，这是我国近年来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法律的一般关系分析，有必要从权利属性以及与权利有关的行为属性出发，即以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品性作为问题研究的基点。
知识产权是特定主体对知识财产所享有的一种专有权。权利的“专有性”，在英文中通常表示为“exclusive”或“monopoly”，我国知识产权著述将其译为“独占性”或“垄断性”。基于专有性即法定垄断性的特性，知识产权在形式上可视为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权。这种合法垄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知识产权是国家为激励创新、促进知识财富增长而创设的制度产品，其“存在”本身即竞争法的除外领域，即知识产权作为合法垄断，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对象；第二，知识产权是基于智力创造成果所设置的私人产权，其权利主体进行智力劳动或投资是为竞争目的，或在竞争过程中产生智力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增强权利主体的市场竞争力[1]。但是，知识产权的“使用”如果构成滥用行为，就会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裁。
反不正当竞争是经营者遭受利益损害时得以请求救济的权利。1967 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在第 2 条“知识产权”项下，列举了作品、发明、标记等智力活动领域产生的权利，其中包括“制止不正当竞争”。受公约影响，在一段时期，我国一些学者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权”或“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的说法，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权是知识产权的一部分，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处于并列位置[2]。对“反不正当竞争权”，有学者提出置疑，认为其曲解了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性质，“既无特定的客体，又无积极的权利内容”，不宜作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以外的一种新的权利[3]。笔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权”在语义上容易产生误解，如果作为“权利”看待也只能在规定意义上使用。这是因为，反不正当竞争只是一种救济权，它是基于原权利（如基于有体财产而产生的所有权、基于知识财产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债权）而派生的权利，其目的在于救济被侵害的原权利[4]。就其实质属性而言，所谓反不正当竞争权是权利受到侵害后，权利人请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张或诉求。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只是其法律调整功能的有限部分，受该法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许多与知识产权无涉。因此，将反不正当竞争视为是一种积极权利，甚至将其归类为知识产权本身，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具有本原权利与救济权利之分，但两部法律无论是在功能目标，还是在保护对象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其一般关系在学术界有不同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一是独立说。该学说认为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有紧密联系，但两法并不能因此融为一体，即知识产权法不能涵盖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全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不可能囊括知识产权法的所有内容[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两法在价值取向、作用机制、立法技术等方面各具特色，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属于民商法[6]；也有学者将反不正当竞争法归类为与专利法、商标法相平行的“第三工业产权法”[7]；还有学者从商标权益保护着手，认为知识产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并列与同位关系，它们分别有独立的保护对象、规制方式、效力范围和保护重点[8]。
二是补充说。该学说认为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反不正当竞争即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有机制度构成，换言之，知识产权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要规制内容。我国诸多学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知识产权提供“兜底保护”[9]。日本学者满田重昭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商标法的补充保护法，即该法为不受商标法保护的未注册商标提供补充保护[10]。
笔者赞成补充说，即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对知识产权提供保护的补充功能，这在德国法中被称为是“竞争法上的智力成果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说，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归类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中，其理由是：第一，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其他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作为自己的保护对象，即对于侵犯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法条竞合及优先适用何种法律的问题。第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与各类知识产权有关而相关法律不能管辖的客体给予保护，以此弥补单一法律制度产生的“真空地带”。第三，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各类知识产权客体的交叉部分给予“兜底保护”，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连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可以说，该法是知识产权领域所涉内容更为广泛的一种法律制度。尽管在当前的立法例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已越来越广，扩大到许多与知识产权毫无关系的其他领域。但是，保护知识产权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要任务。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不是等同关系，不能相互替代，而是相互配合、补充地发挥法律功能。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988 年所宣传的那样，“反不正当竞争法实际保护着专利法、商标法等专门法所保护不到的那些应予保护的权利”。[11]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对知识产权提供保护时与专门的知识产权制度有所不同：专门制度是“基本权利法”，即以专有权利为中心，形成主体、客体、内容、取得、行使、限制以及救济的规范体系；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行为规制法”，即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对各种利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作为市场行为进行规范，构建了一个“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范体系。现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专门知识产权法的关系简述如下：
（1）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商标法。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两者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重要。以至于有学者说，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商标权益的保护上呈并列关系。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对未注册知名商标提供反混同保护，而商标法偏重于对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12]在商业标记领域，反不正当竞争不仅对假冒商标行为进行规制，而且包括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标记。此外，在非类似商品上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包括注册商标和非注册知名商标），或在商品销售中以自己的商标取代相关商品的他人商标（即“反向假冒”行为），都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处理。
（2）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专利法。就技术领域的法律保护而言，专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有着不同的功能，前者对技术成果授予专利权，后者则对技术成果采取商业秘密保护；此外，两者也有交叉之处，当一项技术发明申请专利后，获得授权前，可以援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临时保护”；当一项外观设计保护期间届满，如果属于知名的产品外观，可以请求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继续保护”。需要注意的是，当技术成果权益纠纷遇有法律竞合时，一般应先适用专利法，在专利法未作规定时才考虑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3）反不正当竞争法与著作权法。较之商标法、专利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而言，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联性较弱。在有些国家中，冒用他人的作品名称或标题，对作品中的虚构形象进行商业利用等，都可认定为与著作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安排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自 1993 年实施以来，对于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几近20 年，一直未及修改。由于法律文本原来存在的问题以及竞争法律新近的发展，该法不敷使用而需要完善的地方日益凸显。现就反不正当竞争立法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略作如下分析：
（一）竞争法分别立法模式与禁止知识产权滥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之初，奉行的理论基础是“综合调整模式”。根据这种立法模式，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不是单一的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专门法，而是一部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反限制竞争以及某些反垄断行为的综合性法律。在该法所列举的11 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中，通常认为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政性限制竞争、低价倾销、搭售行为、串通投标行为归属于反限制竞争和反垄断的范畴。随着我国于 2007 年出台反垄断法，专门规制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我国竞争法立法模式已经进入到分别式立法道路。有鉴于此，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应该交由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规制，而不应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对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制，包括私法规制和公法规制两种：前者首先表现为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如地域限制、时间限制、权能限制）对知识产权行使的限制，同时也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原则、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对知识产权滥用进行约束；后者则是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来解决知识产权滥用问题。知识产权虽然被视为“合法垄断权”，其权利本身当然不能假定为反垄断法所指向的“市场支配力”。但是，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一样，在适用法律上并不特别地免于反垄断审查，即知识产权不能构成反垄断法的“除外领域”。概言之，根据我国竞争立法模式，知识产权滥用问题应交由反垄断法处理。
（二）经营者资格限定与竞争法调整的主体范围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将侵权行为主体限定为经营者，这一规定的不足之处已遭致学界的批评。对此有学者认为，对何为经营者可分别从主体资格和主体行为的不同角度进行界定。前者是为经营活动的法定资格。依此观点，侵犯商业秘密的企业职工、商业贿赂的法定代表人或者经办人、无照经营者则不能包括在内；后者强调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行为人即是“经营者”。依后者理解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13]。这种扩大解释，有助于对现行法的适用。但是，未来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应在调整的主体范围作出全面的修改。首先，将侵权责任主体即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从“经营者”扩大到所有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即从事市场交易行为者，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对象；同时对权利或权益主体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受害人，不必强调其“经营者”资格，而泛指拥有知识产权的一切主体（包括作品名称或标题的创作者、非专有技术成果的发明者、未注册商标的所有者等）。对权利主体资格与侵权责任主体资格不作限定，可以使反不正当竞争法真正成为“不管法”，发挥其对知识产权“兜底”保护的作用[14]。
（三）侵权行为列举式规定与概括式条款的增列
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采取列举式规定，既没有一般性适用的概括条款，也没有扩展适用空间的“兜底”条款，存在着明显的封闭性缺陷。从立法技术而言，概括式与列举式并举是现代各国相关立法的通行模式，即在开列典型侵权行为类型的清单的同时，规定一个关于侵权行为的概括条款，并授权执法机关根据该条款认定社会生活中新出现而法律未能详尽列举的侵权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就是一个一般性条款。笔者认为，该项条款缺乏一般性条款的必备要素。这是因为，根据该款规定，只有“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即该法明确规定的 11 种行为，才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认为，该款规定只是一个定义性规范，不足以在侵权行为类型清单外作扩大解释之用。因此，未来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侵权行为一章中，可删除反垄断法已规定的限制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列举规定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同时增加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的一般性条款。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相关民事立法的衔接、协调
基于公平与正义的共同立法目标，知识产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调整功能上表现了互动与协调。在这里，知识产权保护是两部法律功能互补的连接点。郑成思教授曾经说到，“单行的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并不存在一个谁挤占了谁的位置的关系问题，而是后者（或后一部分内容）对前者如何给予补充的问题”。就知识产权保护来说，单行知识产权法在水平上是“强保护”，在范围上是“窄保护”；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水平上是某种“弱保护”，在范围上则是“宽保护”[15]。这说明两部法律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但在法律形式上是独立的。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有三种类型：一是知识产权本身（如商标权），已有单行立法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仅提供补充保护；二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其他权利（如商业秘密权、商誉权、形象权等），尚无单行法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了专门保护；三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财产权益（如作品名称、标题，知识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关单行法未作规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了“兜底保护”。上述分析表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及相关权益，在民事立法中可作出如下制度安排，有的需另行制定专门法律、法规，如商业秘密保护法规；有的可在民法基本法中作出原则规定，如商誉权；有的则交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列举式规定。
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株洲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政府
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株洲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的通知
株政发[2010]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局委办、直属机构：
《株洲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株洲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保障市政工程设施的完好，充分发挥市政工程设施的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国务院《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和《湖南省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范围内市政工程设施的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市政工程设施是指城市道路、城市桥涵、城市排水及其附属设施。
第四条 市政工程设施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株洲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我市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各区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辖区内的市政工程设施的管理。各单位和小区范围内的市政工程设施由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自行负责。
第五条 市政工程设施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和建设、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市政工程设施的义务，对于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对贯彻实施本办法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七条 市规划部门应会同建设、管理等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本市城市市政工程设施规划。
第八条 市政工程建设图纸的审查、建设方案的评审、工程建设的监管、工程竣工验收评估须有市政工程设施管养部门全过程参与。
第九条 新建、改造和扩建城市道路的地下管线应与城市道路同步规划、建设。有条件的，应当根据管线类型的技术规范同步进行公共管廊建设。建设部门还应广泛征求沿线单位、地下管线管养单位意见，做好地下管线改造和预埋工作，防止重复开挖。
第十条 城市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
第十一条 承担市政工程设施设计和施工的单位，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相应资质等级。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电、路灯、通信、消防、交通安全设施等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各类管﹙杆﹚线设施的年度建设计划，应当与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相协调，依照先地下后地上、先深埋后浅埋的顺序，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在城市建设中，需要对依附于城市道路的原有设施进行拆除、移动的，应事先征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同意。
第十二条 需要挖掘城市道路埋设地下管线的，应当按季度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管线埋设施工计划。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避免重复挖掘。
第十三条 新建、改造和扩建城市道路与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相交或者新建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与城市道路相交的，应当建设立体交叉设施，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四条 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90天内，建设单位应当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30天内，按规定将市政工程设施的各个项目向相应的接收管理部门分别移交，并办理移交手续。市政工程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及设施防盗等责任自工程移交之日起由相应的管理部门负责，另有特殊约定的，从约定。不符合建设质量标准和建设内容的工程应当在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移交手续。
第三章 养护和维修
第十五条 未移交给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的市政工程设施，由建设单位、责任单位或产权单位负责养护、维修，并接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十六条 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工程的保修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另有特殊约定的，从约定，但不得少于一年。主体结构终身保修。
第十七条 因交通事故造成市政工程设施损坏的，交通事故责任人应当承担市政工程设施损坏赔偿责任。公安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市政工程设施因交通事故损坏的，应当立即通知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养护部门。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养护部门应当及时到现场对设施损坏情况进行核实、评估，核算恢复市政工程设施所需的费用，向责任人追究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按定额标准并参照市场招标价格核算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经费，并列入市、区财政预算，按时足额拨付。
第十九条 市政工程设施养护维修尽可能安排在夜间施工，作业时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养护维修车辆、机械设备应当使用统一的作业标志。养护维修人员应当穿着统一的安全服饰。
第二十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养部门应当建立检测评估制度，定期对设施可靠性进行检测评估。养护维修责任人应当按照养护维修技术标准和规范对设施进行养护维修，排除隐患，确保市政工程设施完好。
第二十一条 全市统一设立市政应急协调机构，开通市政应急热线，协调处理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中的相关问题，各相关设施产权单位要积极配合，认真做好本部门工作。
第四章 城市道路管理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道路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侧平石、公共广场、地下通道、停车场、街头空地、路肩、边坡等。
第二十三条 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占用、挖掘城市道路；
（二）擅自进行有损道路设施的各种作业；
（三）擅自在人行道上行驶，停放机动车、畜力车；
（四）在非指定路段上停放、清洗、练试、修理机动车；
（五）车辆载料拖刮路面或冲击路面；
（六）其他损害、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有下列行为：
（一）机动车在桥面上停放或者试刹车；
（二）行驶履带车、铁轮车和超重、超高、超长车辆；
（三）利用桥梁、隧道设施进行牵拉、吊装等作业。
第二十五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
第二十六条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日常管理。其中市级管理道路的临时占用由市城管行政执法局负责审批；挖掘城区道路由市城管行政执法局组织相关单位现场勘察，提出意见后，报市政府审批。各区管理道路的临时占用由区政府负责审批。影响交通安全的应当征得交警部门的同意。
第二十七条 除特殊情况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挖掘道路。
（一）属于城市快速路和主干道路的；
（二）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未满5年的；
（三）大修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未满3年的；
（四）同一道路地下相同管线建设竣工后未满3年的；
（五）法定节日和全市性重大活动期间；
（六）挖掘单位违反有关规定，经查处未整改的；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其他不得挖掘城市道路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凡因基建、安装或经营，需临时占用或挖掘道路的，占用或挖掘单位﹙或个人﹚应当提供下列资料；
（一）临时占用、挖掘道路书面申请报告；
（二）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有关文件和设计；
（三）施工方案及施工单位资质证明；
（四）其他相关资料。
第二十九条 临时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个人）应按本办法办理审批手续，缴纳道路占用费或挖掘道路修复费，并按临时占用挖掘道路费用的1倍交纳押金，领取临时占用道路许可证或挖掘道路许可证后，方可按限定的范围和时间临时占用或挖掘。所有城市道路，除按法定程序调整城市规划变更其功能外，一律不得永久性占用。
第三十条 经批准的临时占用，挖掘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应当持有占道许可证或挖掘许可证，在占用或挖掘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围档设施，严格按安全操作规程组织施工。
（二）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确定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变更手续。
（三）挖掘城市道路涉及到测量标志、地下管道、电缆等设施时，应采取保护措施，并及时与设施产权单位协商处理。
（四）不得影响市政工程、绿化养护施工和环卫工作的正常进行。
（五）挖掘工程实行分段施工，主要路口和横穿道路的挖掘工程尽可能夜间施工，白天采取措施恢复交通。
（六）不得擅自移动、拆除城市道路附属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
（七）临时占用或挖掘道路竣工后，应当按规定及时清理现场，恢复道路原状，并通知市政工程管理养护部门检查验收。
（八）遵守相关部门提出的其他管理要求。
第三十一条 占用城市人行道作为临时停车场、存车或自建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停车场，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同研究确定；占用城市车行道作为临时停车场、存车或自建向社会开放的公共停车场，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研究确定。
第三十二条 因紧急抢修自来水、燃气、供热、通信、电力等设施须挖掘道路时，应立即通知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养护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并在24小时内补办手续，交纳道路占用或挖掘费。
第三十三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养护部门应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各自管辖的道路设施的养护、维修、管理工作。及时养护、修复占用或挖掘终止后的道路设施。
第三十四条 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及施工质量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类井盖、护栏、路标等设施应当符合道路养护及交通安全的要求。产权单位必须建立日常巡查制度，保持井盖等设施完好。发现丢失、损坏、移动、震响等非正常情况，产权单位应及时补装、维修和更换，未及时补装或更换造成后果的，由产权单位负相应法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井盖或圈占圈压检查井的井盖。
第三十五条 对城市道路进行维护施工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在繁华路段，应避开交通高峰时间。施工现场影响交通的，施工单位应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共同采取措施维护秩序，需封闭道路禁止通行的必须提前7个工作日在报纸上发布通告。
第五章 城市排水管理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排水包括雨水管道、污水管道、雨水污水合流管道、污水排水管道、明沟、暗渠、检查井、泄水井、泵站等。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排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污水，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
第三十八条 新建、扩建下水道的单位，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勘定核准，方可施工。
第三十九条 在城市排水设施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开挖、占压排水管道；
（二）擅自在排水管道上搭建建筑物、构筑物；
（三）向排水明沟、检查井、雨水口内倾倒垃圾、粪便、渣土等杂物；
（四）损坏或擅自移动井盖、井座；
（五）将未经处理的有毒、有害、含有易燃易爆等物质的污水排入排水管、沟内；
（六）擅自在检查井、排水管口及排水明沟内设闸堵水或装泵抽水；
（七）擅自修建雨水、污水排放管道与城市排水管网对接；
（八）其他损害排水设施的行为；
（九）非法收购井盖、井圈或其他排水设施。
第六章 城市桥涵管理
第四十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桥涵包括桥梁、涵洞、隧道、立体交叉桥、过街人行桥、地下通道、城市道路与铁路两用桥以及桥栏、扶梯、桥孔、桥名牌、限载牌等。
第四十一条 在城市桥梁桥涵安全保护区域内不得从事影响桥梁桥涵功能和安全的活动。确需在城市桥梁桥涵安全区域内进行挖掘取土、建筑打桩、地下管道顶管等作业的，应当制定桥梁桥涵保护安全措施，并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施工。
第四十二条 需要依附于城市桥梁桥涵设置各种管﹙杆﹚线等设施的，应当提供原桥梁桥涵设计单位的技术安全意见，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设置。因特殊情况无法提供原桥梁桥涵设计单位技术安全意见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因养护桥梁桥涵，需要拆除随桥架设的管（杆）线等设施的，应当无偿拆除。
第四十三条 在城市桥梁桥涵设施及其安全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占用、损坏桥梁桥涵设施；
（二）移动、损坏桥梁桥涵测量标志；
（三）试车和随意停车；
（四）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五）进行危及桥梁桥涵设施安全的作业；
（六）擅自张贴、悬挂标语和广告；
（七）在桥梁上下游100米以内的水域停船、捕鱼和取砂石；
（八）其他损坏、侵占盗窃桥梁桥涵设施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履带车、铁轮车、超限车辆通过桥梁桥涵时，应当事先向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申请手续，经批准后，按规定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按规定的时间，在管理人员的监护下通过。
第七章 罚则
第四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管理权限进行处罚。
第四十六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时，可以扣押与违法行为有关的物品和工具，并通知违法行为人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地点进行处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设计、施工，限期改正，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原发证机关吊销设计、施工资格证书：
（一）未取得设计、施工资格或者未按资质等级承担市政工程设施的设计、施工任务的；
（二）未按照市政工程设施设计、施工技术规范设计、施工的；
（三）未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或者擅自修改图纸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擅自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市政工程设施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工程造价2%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承担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养护的单位违反本规定，未定期对市政工程设施进行养护、维修，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期限进行养护、维修、修复竣工，并拒绝接受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三条规定，或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种管线检查井、箱盖或者城市道路桥梁桥涵附属设施的缺损及时补缺或者修复的；
（二）未在城市道路、桥梁桥涵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
（三）占用城市道路、桥梁桥涵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四）依附于城市道路、桥梁桥涵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不按照规定办理批准手续的；
（五）紧急抢修埋设在城市道路下的管线，不按照规定补办批准手续的；
（六）未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或者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未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分别情况责令其改正，限期清除、拆除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回复原状，赔偿直接损失；属非经营性活动的，对责任单位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可以并处200元以下的罚款；属经营性活动的，对责任单位可以并处1000元至10000元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可以并处50元至500元的罚款：
（一）未经审批同意作业、施工的；
（二）侵占、拆毁、损坏市政工程设施的；
（三）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倾倒垃圾、废物，擅自堆放物品或者铺设、架设管线以及装置其他设施的；
（四）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擅自摆摊、搭棚、盖房或者修建其他建（构）筑物，挖砂、取土、采石以及进行其他有损市政工程设施安全的。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五十三条 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