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制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的若干构想

高军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在单位犯罪的刑罚适用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其中单位累犯制度的缺位即为其突出的表现。本文对单位累犯中的普通累犯制度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有所裨益。
关键词：累犯　　普通累犯　　单位普通累犯　　单位犯罪　　　

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对单位犯罪做出了明确规定，单位犯罪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立法现实，此前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关于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论争已告尘埃落定。但是，由于现行刑法规定的各种刑罚种类、量刑情节等刑罚适用制度都是建立在处罚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的，对于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量刑情节如单位累犯等问题仍无明文规定，致使实践中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准确适用法律同单位犯罪作斗争。因此，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就其中的单位普通累犯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一、能否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第65条确立了普通累犯制度，其第１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此为普通累犯之规定。对于单位能否构成第65条规定的普通累犯，刑法学界一直缺乏统一的认识，有持肯定意见的，有持否定意见的，更多的学者对此则保持了沉默态度。［１］
目前，在刑法学界以杨凯博士为代表的个别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已经规定了单位累犯，需要研究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单位累犯问题。［２］其论证现行刑法第65条已经将单位普通累犯包括在其中的主要论点是，“单位作为一个人格化的社会系统，在承担刑事责任时是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组织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不管是采用双罚制还是采用单罚制，对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的刑罚，都只能意味着是对单位整体判处的刑罚，而不能看作是对上述各有关自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罚主体判处的刑罚”。［３］对于该论点的内容本身，笔者表示赞同，但认为从中并不能得出单位普通累犯已包括在现行刑法65条之中的结论。因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只有一个，即单位自身，对单位自身适用的刑罚也只有罚金刑一种，虽然在“双罚制”下，单位内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虽然其确实是因单位犯罪而受到刑罚处罚的，但在其既已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处罚之后，一般情况下都会与单位脱离关系，必由其他自然人在单位中取其位置而代之，其意志无法继续在单位实现，该单位若再次犯罪一般情况下已与其意志无关。因此，可以看出，其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单位犯罪的刑罚分担主体。为了将现行刑法中并未明文规定的单位普通累犯强行纳入第65条的规定，置单位犯罪主体而不顾，牵强地适用刑罚分担主体的刑罚来满足现行刑法第65条普通累犯构成的罪责条件，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
试图通过扩大解释刑法65条而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强行纳入其中还将遇到一个难以绕开的障碍，就是单位累犯构成要件中作为时间要件中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问题。在刑法中，累犯制度并非孤立的制度，它与同样是建立在自然人犯罪基础上的“数罪并罚”、“自首”、“立功”等制度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刑罚适用整体，对其中之一作扩大解释，可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机的后果，以致于影响到刑罚适用制度整体的协调。赞成将单位普通累犯纳入刑法65条的学者认为计算两罪间隔的起点应确定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判处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４］。但是，问题是，如果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被判处较长时间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刑罚，且一直在服刑未有减刑或赦免的情况，对犯罪的单位而言，因该自然人刑罚并未执行完毕或被赦免，因此，按照该标准，在其服刑期间，单位若再犯罪只能适用“数罪并罚” ----虽然，事实上在该自然人被判处刑罚后，该单位已与该自然人无任何关系。而且，对单位而言，单位所犯前罪而判处的罚金刑可能在多年前就已经执行完毕，在这种情况下还对单位实行“并罚”是否有违情理？对单位荷责是否太重？另外，单位犯罪中有关责任人员在受到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处罚后，将与单位脱离，他（她）是作为自然人而服刑的，其本人是否能被改造好、改造的进度以及在服刑过程中能否被减刑或赦免等等均具有不确定性，需视其自身被改造的具体情况而定，与单位已没有任何关系。笔者认为，将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系在一个已与单位相脱离、全凭其自身的改造情况而最终决定服刑长短的自然人身上，一方面将使计算单位累犯时间要件的起点处于难以确定的状态，另一方面，这种确定方式于情理也说不通。
对现行刑法第65条作扩大解释而试图将单位普通累犯纳入其中，还将遇到一个对现行刑法中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制度如何协调的问题。按照杨凯博士的设计，特殊累犯包括“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和单位毒品累犯”两种。［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第66条对特殊累犯是这样作明文规定的，即“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该条文的表述非常明确：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特殊累犯只有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一种，而并不包括其它。因为在现行刑法第一章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第107条“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可由单位构成［６］，所以，通过法律解释，可以将“单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包括在其中，但因为该条文表述得非常简洁明确，故无论对其作怎样的解释，都无法将“单位毒品累犯”包括在内。更何况，对于单位特殊累犯的组成，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应包括“毒品单位累犯和走私单位累犯”两种［７］，有的学者甚至还主张应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则第六章第七节和第九节规定之罪等”都包括在其中。［８］所以，欲将单位特殊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势必要对第66条特殊累犯的规定作重新的修订。那么，既然要对第66条作重新修订，又何必非得对第65条作牵强的解释，以致由此产生上文所述的诸多问题，而不重新修订第65条普通累犯的规定呢？
虽然，笔者体会以上学者的良苦用心,因为法律法律自身具有的概括性、抽象性的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歧义等种种可能影响对法律规范的准确理解和适用的因素的存在，使得“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９］。与立法相比,通过解释法律,即“通过类推及运用法律的方法来发展法律”，［１０］比较容易且成本也较低,而且“漏洞补充”在法解释学中也是一项重要的解释方法。［１１］但对于何为“漏洞”,学者认为“假如欠缺是立法者有意识的决定,则即使欠缺此等制度,亦不能谓有‘法漏洞’存在。立法者假使有意对特定问题不为规整，将之划属‘法外空间’，于此亦无‘法漏洞’可言”。［１2］对于新刑法中缺乏单位累犯明文规定的情况，已有作者敏锐地指出，“与其说这是立法者的疏漏，不如说是在目前有关制度尚存争议，难以统一的情况下，立法者对单位犯罪的相关制度的故意回避”。［１3］对此观点，笔者持赞同意见。因为在97年刑法修订之前，针对旧刑法中单位犯罪规定的缺位和改革开放后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单位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刑法学界争论最多、最激烈的是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在该阶段，对于单位犯罪的具体制度设计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未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立法者毅然抛开单位能否构成犯罪的理论上的论争，在新刑法中明文确立了单位犯罪制度。但是，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从而影响到了立法的质量，新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对单位累犯、单位自首、单位立功等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重大量刑情节却未作明文规定，以致影响到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以打击单位犯罪。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学者出于从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希望对刑法65条作扩大解释而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如果作这样的解释，势必破坏到现行刑法中累犯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衔接以及普通累犯与特殊累犯制度的协调，动摇了刑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法律适用的随意与混乱，最终是削足适履、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第65条适用的对象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试图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纳入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现实的做法应该是，必须认真地研究单位普通累犯的构成及相关的问题，争取在学理上达成共识，以期为刑法作进一步修订时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单位普通累犯制度模式构建
单位普通累犯的构成，参照自然人普通累犯的规定，有罪责条件、罪过条件、时间条件。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１、罪责条件。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绝大多数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即既对犯罪单位处以罚金又对犯罪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但对某些单位犯罪只规定处罚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即采取的是“单罚制”。如刑法第137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仅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５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主张，对于采取“双罚制”的，应以对单位处以较大数额的罚金为准，至于具体数额的确定，“失之过高，则使单位普通累犯过于狭窄；失之过低，则使普通累犯的范围过于宽泛”［１４］，究竟以多大的数额作为“双罚制”下单位犯罪累犯成立的条件，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而有待立法上予以明确的确立。对于采用“单罚制”的，应以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为准。在具体适用上，当前后罪适用同一刑罚原则时（如前后所犯之罪都是“双罚”之罪或都是“单罚”之罪），按照该刑罚原则予以适用自不待言；当前后罪适用不同的刑罚原则时，只要前后各自满足了“双罚制”或“单罚制”的单位犯罪所应满足的刑罚条件即可。
２、罪过条件。在我国刑法中，“故意犯罪，是刑事制裁的重点”［１５］。累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在于强调前后罪在主观上的关联性，即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从严打击再次犯罪提供法理依据。由于单位犯罪不仅有单位故意犯罪，而且有单位过失犯罪［１６］，因为单位过失犯罪无再次危害社会的故意，在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方面与单位故意犯罪有重大的差别，因此，单位累犯的前后罪的罪过形式都必须是故意犯罪，“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对过失犯罪设立累犯制度”［１７］。
３、时间条件．对于单位累犯的构成应有期间的限制，若没有期限的限制,不仅不利于犯罪单位的改造,降低单位累犯制度的威慑力,而且还会产生适用刑罚不平等的诸多问题。对于构成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多数学者主张适用现行刑法规定的5年。［１８］笔者认为,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暨法律上拟制的人,具有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资源,可以利用掌握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特权,实施一些单个自然人或者简单的个人组合难以完成的犯罪。与自然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要严重得多。因此,从严防和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出发,应适当延长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宜将间隔设置为10年为宜。
在确定单位犯罪时间要件的同时,必须确定时间间隔的计算起点。笔者主张对前罪采取“双罚制”的，因单位罚金的执行有缓交、减交的法定事由，为避免在前罪罚金刑的执行过分延迟或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情况下，出现按照现行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标准难以确定时间间隔计算起点的情况，起点应从对单位判处的罚金刑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采取“单罚制”的，同样是出于避免前文所述的两罪间隔的起点难以确定的情况，应从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生效之日起计算。
三、单位变更后的累犯认定问题
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组织，它的人格是法律拟制的，单位犯罪后，可能会因各种情况变化而发生变更或终止，从而影响到单位累犯能否构成的问题。有论点认为，“如果法人犯罪后被合并、兼并、分解，新的法人犯罪的，不再以累犯论处”［１９］，对此观点，笔者持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单位犯罪受刑罚处罚后，单位经变更后又重新犯罪的，变更后的单位是否构成累犯不能一概而论。
１、在单位不变其内部决策人员变更的情况下，该单位重新犯罪的，仍然构成累犯。因为不论单位的成员如何变更，他们对外代表的都是同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位，单位的法律人格独立于其内部组成人员，决策机构的变更并不意味着单位法律人格的变更。故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单位累犯的构成。
２、在单位合并与分立的情况下，单位重新犯罪的是否构成累犯，应根据原单位是否已经丧失独立的法律人格来决定。如果原单位未丧失独立的法律人格，虽经合并或分立，其重新犯罪的，将构成累犯；如果在合并或分立后该单位已丧失了独立的法律人格，新成立的单位重新犯罪的，将不构成累犯。举单位合并为例，单位的合并，包括吸收合并与分立合并，在吸收合并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的单位是初犯的，那么其若再犯，应构成累犯，因为其主体并未变更，只是扩大了规模而已。在新设合并以及在吸收合并而被其他单位吸收成为其他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下，由于原单位主体已经消灭，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新成立的单位若再犯罪，不宜按累犯处理。对于单位的分立，与单位的合并一样，亦应从单位独立的法律人格是否丧失的角度来考察。
四、对单位累犯的处罚原则
与现行刑法规定的对自然人处罚的原则一样，因单位犯罪的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基于现实的社会防卫的需要，应对单位累犯采取从重处罚的原则，单位累犯的从重处罚包括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和对其内部的责任人员的从重处罚两个方面，我们应从以下两点去理解。
１、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因为现行刑法规定的适用于犯罪单位自身的刑罚只有罚金刑，对犯罪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就必须在刑法所规定的后罪应判的罚金幅度内选择较重的处罚。有学者主张应“比照初犯从重处罚”［２０］，笔者认为刑事司法实践中单位累犯所犯的前后罪未必相似，采用“比照说”将可能失去参照系统，因此，所谓从重处罚将无从谈起。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设计该处罚原则，主要是立足于现行刑法仅对犯罪单位规定罚金刑一种刑罚的现状而考虑的，这当然不能排除今后在对单位犯罪适用其他刑种时选择其他从重处罚手段的可能性。
２、对单位累犯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从重处罚。单位中的自然人虽因单位犯罪而受刑罚处罚，但因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对单位累犯中的自然人处罚应按照自然人累犯的构成要件来进行。具体而言，即单位累犯中的自然人如果因故意犯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前科（前科是否是因单位犯罪被处罚在所不问），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五年内，再犯单位之罪的，则按自然人累犯的处罚原则从重处罚；如果单位中的自然人以前没有因故意犯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前科，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该自然人并不构成累犯，不应对其从重处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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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杨凯：《新刑法中单位累犯之认定》［Ｊ］，《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1年第３期，第107页、第110页
［3］、［4］杨凯：《单位普通累犯理性研究》［Ｊ］，《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77页
［6］参见，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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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彩霞：《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Ｊ］，《法学》2002年第4期，第35页
［9］[法]勒内·达维德著，漆竹生译：《当代主要法律体系》［Ｍ］，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09页
［10］［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Ｍ］，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5页
［11］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Ｍ］，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3页
［１3］孙帅梅：《对确立单位累犯的若干问题的思考》［Ｊ］，《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５期，第５页
［15］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
［16］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Ｍ］，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602-608页
［17］张明楷：《刑法学》（上）［Ｍ］，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448页
［１8］陈国兴：前引文；苏彩霞：前［１１］引文；胡杨成：《单位累犯刍议》［Ｊ］，《人民检察》2002年第3期等
［19］李僚义、李恩民：《中国法人犯罪的罪与罚》［Ｍ］，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20］沙君俊、刘孟骐：《论法人累犯》［Ｊ］，《人民检察》1997年第4期

“会见难”的成因及对策

河南尚成律师事务所
陈东升



“会见难”对于从事过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提供过法律帮助及辩护的律师来说，几乎都是曾经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作为律师个人、作为律师协会、作为司法局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去应对？本文试作如下探讨。

一、“会见难”的成因：

1、 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建国以来，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被提起公诉的被告人乃至正在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些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这些人只应受到惩罚，而且，受到惩罚的力度愈大，愈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同时，自古以来，血亲复仇的观念也一直影响着人们，“血债要用血来还”，甚至要加倍用血来还，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在当时的执法人员的心目中，这些“犯罪分子”（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人一旦被拘留，即被认为是犯罪分子）只有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惩罚。对于这些人而言，如果其为自己申辩，则被认为是不老实，将受到更严重的处罚；如果律师为其辩护，则被认为是在为坏人辩护，为坏人开脱罪责，与司法机关作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相当广泛的司法机关执法人员心目中，对律师持敌视和排斥的态度。这种状况，在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历史上多年形成的观念在许多执法人员的意识及潜意识中，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那么，既然律师被认为是司法机关的对立面，则律师要会见被关押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又怎么会不难？

2、 立法上的原因：

“会见难”目前主要发生于侦查阶段。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及律师提前介入方面，应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尤其是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时，立法上有重大缺陷，这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该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应该说，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是好的，因为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是律师的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既然是法律赋予的，那么，侵犯这种权利当然是一种违法行为。然而，由于这一规定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操作性，以至于在实践中，所有的在侦查环节中的案件，侦查机关均是派人在场参加律师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而且，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看守所拒绝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以至于形成了在这个环节律师的会见，事实上要经过侦查机关事先同意的局面。如果侦查机关不派人在场，则律师就无法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而侦查机关的具体办案人员，往往利用这一点，以拒绝派人同往这种消极行为来达到使律师不能会见的目的。

无论以什么行为阻挠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都是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违法行为。但《刑事诉讼法》对于该行为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未作任何规定。由此，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公安局、检察院办案人员拖延甚至拒绝律师会见的情形，而身为护法使者的律师反而很难直接依据法律规定保护自己。

二、解决“会见难”的对策：

1、在立法上补充完善是根本的办法。

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上的不完善是造成律师会见难的根本原因。因此，相关条文应补充完善，增加对阻碍律师执行职务者予以处罚的规定。

2、增强宣传律师在法制建设中重要地位的舆论导向。

律师在我国的社会法律地位不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实践中，人们对《律师法》的认识，也是认为该法是管理律师的法，并不认为律师在执行职务中应享有什么权利。因此，要加强对律师的正面宣传，提高律师的社会法律地位。

3、律师应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律协、司法局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

出现了“会见难”，作为律师，应挺直腰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要有理、有据、有节地与有关办案人员交涉，必要时，向其上级领导、人大、政法委进行反映，律协、司法局此时应做律师的坚强后盾。对于向侦查机关的领导、人大、政法委反映此情况时，最好以律协、司法局的名义进行，这样远比律师个人的相应行为力度大得多，易于产生效果。


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