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抚州市人大常委会


抚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暂行办法


（２００１年４月３０日抚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保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机关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本办法的司法机关包括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人民政府的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以下简称本级司法机关）。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依法监督本级司法机关的工作，支持本级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其正确的执法活动。
　　本级司法机关应正确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上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和决定，自觉接受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依法办事，秉公执法。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重大问题由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重要问题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研究处理，一般问题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内务司法委员会）办理。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机关的下列行为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议、决定进行监督：
（一）制定、发布规范性文件；
（二）作出判决、裁定、调解、裁决、决定、公证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
（三）决定司法的或行政的重要措施；
（四）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实施工作；
（五）办理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交办的议案、审议意见、评议意见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六）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告诉、申诉和控告；
（七）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行为；
（八）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监督司法工作，依法采取下列方式：
（一）听取、审议工作报告或专题汇报；
（二）提出议案、质询案；
（三）组织视察、评议、调查；
（四）组织执行检查；
（五）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六）督促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七）受理申诉和控告；
（八）发出监督意见书；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需要听取本级司法机关的工作报告或者专题汇报，应提前通知报告机关，报告机关应在常务季员会会议召开的十日前或主任会议召开的三日前报送书面材料。
　　内务司法季员会可以听取本级司法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和工作情况汇报，提出建议和意见。
　　报告机关对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执行情况，应按时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对主任会议、内务司法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应及时汇报办理情况。
　　常务委员会在听取、审议工作报告和专题汇报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向报告机关提出询问，被询问的机关的负责人应到会答复，说明情况。
　　当报告未获得常务委员会通过时，报告机关应在本次或者下次会议上作补充报告或重新报告。必要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有关机关的报告作出决议或决定。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机关的工作提出的审议意见，有关司法机关应在两个月内书面报告办理情况。
　　第九条 主任会议、内务司法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５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司法工作方面的议案。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５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级司法机关的质询案。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询机关向常务委员会口头或者书面答复。作出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主要负责人到会答复；作书面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主要负责人签署。
　　常务委员会过半数的组成人员对答复不满意的，经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必要时，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可以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对本级司法机关工作进行视察和评议。视察和评议中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司法机关应认真办理，并在三个月内书面报告办理结果。
　　内务司法委员会可以对本级司法机关工作进行专题视察，对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就视察、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向常务委员会或主任会议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重大违法问题或者群众反映强烈的重大案件，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报告作出相应的决定，责成有关司法机关依法查处。有关司法机关一般应在三个月内将查处情况报告常务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市人大代表组成，并可以聘请专家或者有关专业人员参加调查。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就某些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并可以根据执法检查的结果，作出相应在的决议和决定，有关司法机关必须执行，并将执行情况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
　　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对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提请任命的司法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述职评议，也可以组织 大代表对本级司法机关进行工作评议。评议中提出的意见，被评议的司法机关或司法工作人员应认真整改，并于评议后三个月内书面报告整改情况。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本级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下列申诉、控告：
（一）对司法机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裁决、决定不服，并有正当理由的；
（二）司法机关对案件依法应当受理而不受理或依法不应当受理而受理的；
（三）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结或不符合法律程序的
；
（四）司法机关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
（五）司法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玩忽职守或者有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受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控告，分别情况作以下处理：
（一）一般申诉、控告，由内务司法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办公室转交有关司法机关办理，有关司法机关应在两个月内将处理结果答复申诉、控告人；
（二）重要申诉、控告，由内务司法常务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报经常务委员会领导审签后，再由内务司法委员会以发法律监督函的形式交由有关司法机关调查处理，有关司法机关应在三个月内将调查处理情况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
（三）重大申诉、控告，由常务委员会或主任会议决定责成有关司法机关依法调查处理，有关司法机关应在三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或主任会议报告结果。因案情复杂，不能按期办结的，应报请常务委员会或主任会议批准延期办结；
（四）检举控告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司法工作人员，一般由主任会议研究决定转交有管理权的机关调查处理。必要时，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直接组织调查，依照法定程序处理。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认为确有必要，可以查阅本级及下级司法机关已经结案的案卷材料和其他材料。查阅案卷材料应当办理手续，注意保密，保持材料完整无损。
　　市本级司法机关办理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内务司法委员会可以听取案件办理情况的汇报。
　　第十七条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讨论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时，如果检察长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可以报请常务委员会决定。
　　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的法律文件，应当报送常务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司法机关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裁决、决定，如发现确有错误，应发出监督意见书，责成有关司法机关依法给以复议、复核、复查，有关司法机关应将办理结果报常务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
　　第十九条 各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级司法机关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裁决、决定认为有错误，可书面报请常务委员会研究，常务委员会认为确有必要纠正错误的，应发出监督意见书，责成本级有关司法机关依法予以复议、复核、复查。有关司法机关应将办理结果报常务委员会，并抄送有关县（区）人大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条 市司法机关认为省级司法机关将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裁决确有错误，可提请常务委员会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监督。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发现下一级司法机关有违反宪法、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建议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实施监督或者责成本级司法机关依法监督下一级司法机关处理。必要时，可以与有关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合调查处理。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交由本级司法机关复查处理的案件，由该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常务委员会如对司法机关复查后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裁定仍认为不当的，可以责成司法机关复议。
　　第二十三条 对市本级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因故意或过失违法行使职权造成错案，未作追究功追或不当的，主任会议或内务司法委员会可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题工作汇报、调阅审查有关案卷材料、发出监督意见书等方式，督促有关司法机关追究错案责任人的责任，对案情重大需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列入审议，并根据审议结果，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交由有关司法机关执行。
　　第二十四条 市本级司法机关应加强对错案责任追究工作的领导，明确内部机构和主管领导负责错案责任追究工作，制定错案责任追究工作制度。
　　对认定的错案及其追究工作的情况，应当在案件办结后及时报常务委员会或内务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备案。
　　有关司法机关收到常务委员会发出的监督意见书后，应在三个月内书面报告追究结果，不能按期报送结果的，应提前报请延期。
第二十五条 监督错案责任追究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监督，有错必究，惩戒适当的原则。
　　错案必须依法纠正。对造成错案的责任人应视原因和情节，依法以予追究。对因错案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赔偿。
　　对包庇错案责任人或对错案责任追究监督敷衍塞责、拖延不办的；或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或对错案举报人打击报复的，常务委员会将视情节轻重，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市本级司法机关制发的规范性文件与宪法、法律、法规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相抵触的，常务委员会应当依法撤销或者责成有关司法机关予以撤销。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在监督司法工作中，发现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按管理权限追究其责任：
（一）执行公务违法、失职、泄密的；
（二）利用职权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的；
（三）获取非法利益使作出的判决、裁定、调解、裁决、决定及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显失公正的；
（四）因错案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对申诉有理、控告属实的案件不予办理的；
（六）对常务委员会作出的有关决议、决定、意见和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内务司法委员会在实行司法监督中提出的意见不予办理故意拖延的；
（七）对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内务司法委员会交办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重大申诉、控告和检举顶着不办或无故拖延，或在办理过程中捏造事实、毁弃重要证据的；
（八）其他妨碍、抵制、阻挠监督司法工作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对市本级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前条所列行为之一，责成纠正，并视情节和后果，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给予批评教育或通报；
（二）对有关人员进行询问或质询；
（三）责成有关司法机关限期纠正违法行为；
（四）责成有关责任者作出书面检查，并可以建议有管理权的主管机关对有关
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五）对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常务委员会任命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其情节严重的，可以依照法定程序罢免或者免去、撤销其职务；
（六）触独刑律构成犯罪的交由有关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二十九条 市本级司法机关认为常务委员会有关监督不当的，应在十五日内提出书面报告，陈述理由，请求改变或撤销。常务委员会接到本级司法机关的报告，要认真研究，发现确有错误的应以予纠正。在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前，司法机关仍应执行原决定。
　　市本级司法机关对常务委员会的审议结果仍有不同意见的，可以报经省司法机关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三十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任命的司法工作人员，因违法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承办案件的司法机关和责任者所在机关应当及时将其涉嫌的违法犯罪事实和办理结果告知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 市本级司法机关和各县（区）司法机关对市人大代表团因违法犯罪而需追究法律责任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三十条和《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或报经许可，并将案件办理情况告知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二条 市本级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遭到非法干预或者打击报复的，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报告或者控告，常务委员会应当予以支持并责成有关机关对非法干预或者打击报复者依法查处。
　　对司法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市本级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可给予通报表扬或授予荣誉称号，并建议有关机关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三十三条 市本级司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工作计划、总结、情况反映、工作简报及其他有关资料应报送常务委员会和内务司法委员会，市国家安全机关涉及国家机密的除外。
　　市本级司法机关召开重要工作会议，应事先告知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派员参加。
　　市人大代表或常务委员会关注的重大典型案件，有关司法机关在公开审判或处理时，应邀请常务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参加旁听。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内务司法委员会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实行。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

——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内容提要：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单纯地依据法学理论进行的逻辑归纳。笔者对目前法学理论界持有的法律方法必然具有正当属性的观点表示质疑，提出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并剖析其异化的基本形态及危害。同时，从社会信息经济学的视角论证法律方法的异化现象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辩证关系，指出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的异化 司法资源的交易 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

——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韩德强 郝红梅

1、何谓法律方法的异化

1、1法律方法异化的具体含义
法律方法 是指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思维方式；二是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的质疑 ：不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是什么？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在提出这个疑问时，我们已默认法治具有明确、统一、现实的标准，以建立一个明确的论域和平等的对话平台；二是不论如何表述法律方法的定义，我们都可以对适用法律方法的目的本身提出质疑。
这个质疑的提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我们知道，体系内的目的与方法是可以相互脱节甚至分离的，在法律体系内同样如此。首先是法律目的的主观性决定了法律方法的滞后性，模式化的方法跟不上变化着的主观目的，使目的与方法相脱节、分离，使得方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受到减损甚至消失，从而破坏、对抗目的的实现。其次，适用法律的主体对法律方法的工具性运用，使得方法所具有的可操作性带有主观性，非正当目的下的方法操作有可能将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积极价值降至最小值，甚至产生消极性价值。第三，法律方法只能限制、约束，但不能禁止、消除非正当性的目的。法律方法自身的客观性不能完全对抗法律目的的主观性。同时，非正当性法律目的的产生并不排斥法律方法本身的存在。第四，法律方法本身成立与否不以法律目的的性质为条件。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或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同样可以根据法律，运用法律方法分析事实、解决纠纷。
这个质疑的提出在司法实践中更是成立的。法学理论界、司法实践界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和研究，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缺，着重分析、探讨之。
在此，我们将这种不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而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称之为法律方法的异化 。它是指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司法主体 基于对司法资源进行交易的目的或其他非法治目的，运用法律方法，规避法律、利用法律漏洞，或因错用、误用、借用法律方法，改变或削减司法实践活动的程序公正或结果公正，致使法律方法丧失其所具有的特有属性或积极作用的行为和现象。
根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司法的存在状态一般可分为动态的司法活动和静态的司法制度。本文探讨的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主要存在于动态的司法活动过程中，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司法方法的异化 。
1、2法律方法异化与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
法律方法的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依其在整个司法活动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化、发展过程，从理论上可划分为以下层次：司法资源 交易行为——法律方法的异化——司法的方法性腐败——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这种层次性涵盖了以下内容:司法资源的交易行为为法律方法的异化提供动力和条件，其在量上的累积演变为规模化的法律方法异化；法律方法的异化又是司法资源交易行为实现的有效手段或方式，其规模化所导致的司法方法性腐败又侵蚀着正常的司法机体，诱使具有异化因素和性质的司法管理制度出现，从而使法律方法异化得到制度上的支持和保障；法律方法的异化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促进着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司法资源交易行为是指司法资源交易双方基于对合法权益或非法利益的追求，卖方（司法主体）为获取各种权益出卖司法资源，买方（当事人）为寻求法律救济或逃避法律惩罚买入司法资源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交易活动。其实质是司法资源商品化，成为司法主体手中的交易标的。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规模化形成司法资源交易市场，这种交易市场的非法性一旦得到具有市场化因素和性质的司法管理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司法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兼顾性原则将逐渐被单纯的市场经济效益性原则所取代，从而形成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这种市场化配置的实质是指司法主体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受各种权益需求的诱惑和驱动，为追求和实现经济上的最大利益化，用经济效益性取代在司法领域内处于至尊地位的法律公正性，使得法律丧失其特有的公正属性和主体资格，沦为司法资源交易市场的客体。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极易将人异化为货币的奴仆一样将法律异化为权益的奴仆。
1、3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点
司法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特点：其一，司法资源交易市场永远是卖方市场，卖主的身份、地位不可更改，市场产生之初就具有垄断性。司法资源交易中的卖方凭借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责和司法权力，在享有国家一定报酬的同时，又通过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从买主手中获取各种形式的“报酬”。这种“报酬”是他们凭借司法权力垄断和司法知识垄断无偿从买主手中榨取的“利润”。这种“利润”与其他任何市场中的利润都不同，因为它是以损害法律的正义和人的良知为代价而产生的。其二，司法资源交易者对法律所持有的公平正义信念在司法资源交易行为中转化、败坏成为精神商品。法律信念逐渐丧失而成为精神商品较为抽象，大的方面指社会的整体法律观念被商品化，小的方面指司法资源交易参与者对法律观念持有的商品化态度。具体地讲，司法商人 每进行一次司法资源交易，都是一次出卖法律良知的冒险，冒险的收获就是法律良知的价格。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市场，里面充斥着把人的信念和良知作为商品的交易，其可怕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其三，在进行司法资源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共同遵守着一些心照不宣的内部规则。这些规则始终隐藏在一些正式的司法管理规则的阴影中，实际承担着分配腐败权力和利益的重任，其实质是交易各方相互默认对方的非法利益，以牺牲国家和他人利益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一般说来，根据被损害利益的形态，可分为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有形利益是指案件当事人因司法资源交易行为而受损或丧失的应得利益，它是一种能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短期利益；无形利益是指因司法资源交易行为而受到侵蚀和损害的法律尊严和司法公正，它是长期的、无形的、观念上的利益，是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在所有的司法资源交易活动中，作为既得利益者或预得利益者的交易方，为了提高交易的安全系数和成功率，一般都最大限度地牺牲无形利益，而尽量缩小对有形利益的侵害。


2、法律方法异化的基本形态

2、1法律方法异化的案例模式
法律方法的异化一般存在于案件的具体审理过程中。现选用以下具有一般性的案件，剖析其存在的基本模式。
某一买卖欠款纠纷案件 中，有债权人甲及其利益代理人 ，债务人乙及其利益代理人。案件基本标的额为2万元 （其中含利润2000元），相关的预得利益 数额为4000元，案件受理费、委托律师费、交通费等法定费用数额共为2000元。该案诉至法院后，债权人甲诉讼请求的最高取得利益数额为20000+4000+2000=26000元，最低取得利益数额为20000-2000=18000元。当该案件由法官A处理时，在案件事实基本清楚的情况下，存在以下裁判结果：（1）接受甲的交易条件，满足其诉讼请求，确定乙偿还数额为26000元，简称正常处理。（2）在不违背法律、法规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接受乙的交易条件，满足其不合理答辩请求，确定乙偿还数额为18000元，简称不尽合法处理 。（3）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调整范围内，考虑到甲、乙双方提出的交易条件，确定乙偿还数额为22000元左右。简称折衷处理 。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一个案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裁判结果存在。确定何种裁判结果并不是由法律方法自身所决定，而是由法官的裁判目的所决定，法律方法仅是置于法官裁判目的之下可供选择的操作手段。一旦案件裁判结果成为法官与当事人的交易筹码，对案件的裁判在本质上将还原为在各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那么，法官的裁判目的便会把法律方法变为其谋取私利的工具或手段，最终导致法律方法的异化。正如美国法学家史蒂文.J.伯顿所讲：“当法官基于法律理由而判决时，他们就是在法律之内进行判决的。然而，在法律之内进行判决并不能充分取得合法性。” 由此可见，一方面案件裁判结果的可选择性，是法律方法异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案件的三种裁判结果来源于三种不同趋向的法律方法，通过三种法律方法可以完成三种不同的交易目的；另一方面正是法律方法的可选择性和可操作性，使得法律方法成为交易目的得以实现的杠杆或纽带，使得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的裁判结果得以成为交易筹码。

2、2法律方法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法律思维的异化
法律方法的核心是法律思维。法律思维一般是指司法主体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以维护法治为目的，根据法律的品性，而形成的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合法性思维定势 。我们知道，法律思维的实质是其思维形式的规范性（合法性），而这种规范性的根据或标准即是法律本身，但事实上，思维的主观性是不可能总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相一致，相统一的，思维本身存在着实质与形式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上述定义的必要前提——法律思维就是以维护法治为目的合法性思维，很明显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而不是对现实法律思维的真实反映。现实司法中，司法主体的思维总是与法律的规范性相脱节、分离甚至对立，而这种状态大多数并不是以明显的违法性思维定势为表现形式的，总是界于或游离于合法与违法之间。司法主体的这种不以维护法治为目的，仅根据特定裁判结果的需要去发现法律、适用法律、处理案件、解决纠纷而形成的思维定势，就是法律思维的异化。
在司法主体的司法态度上，法律思维异化的实质就是司法主体的个人价值立场及见解与案件裁判结果之间的关联发生变异。正如前述案例模式中的三种裁判结果，若不是司法主体与当事人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论法官A作出何种裁判结果，都是他正常法律思维下适用具体法律方法而作出的规范性裁判，而不能因裁判结果的不妥追究其司法态度上的任何主观过错。那仅仅是其适用法律方法的见解或技巧问题，不存在法律思维异化的问题。但是，如果裁判结果是法官A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后的特定追求，不论裁判结果是多么的符合法律规范，其适用具体法律方法多么娴熟正确，都不能摆脱其个人的价值追求丧失了法官所应有的法治信念，而与其个人私利相连接的嫌疑。这种由于特定交易目的存在而导致裁判结果与个人私利相连接的思维模式，便构成了法官A的法律思维的异化。当然，基于司法主体与当事人的交易行为而产生的法律思维的异化，虽然以特定裁判结果为追求目的，但不以其为标准或成立要件。
从以上可以说明，当前法学理论上对法律思维的定义是理想的、片面的，忽视了法律思维是由客观化的法律规范与主观性的思维方式两部分构成的。并且，是思维主导法律，而不是法律控制思维，是主体思维的价值取向决定法律思维的性质，而不是法律自身的客观属性决定法律思维的性质。因此，单纯地强调法律思维的法治性，而忽视其非法治性，是不能全面解读法律思维的真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