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


劳动部印发《关于劳动体制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劳动部


广东省劳动局，山东省劳动厅，青岛、深圳、成都、株洲、烟台、威海、盐城、四平、安阳、黄石市劳动（劳动人事）局：
现将《关于劳动体制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情况，在劳动体制区域综合配套改革中贯彻落实。各地贯彻实施的情况请及时报送我部区域改革试点协调小组办公室。

附：关于劳动体制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将劳动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根据中央关于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方针和当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发展的要求，劳动部决定在山东、广东两省，以及青岛、深圳、成都、株洲、烟台、威海、盐城、四平、安阳、黄石等十个城
市进行劳动体制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劳部发〔1993〕439号）。现就试点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试点的目的和指导思想
进行劳动体制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是新形势下推进劳动领域全面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进行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目的，是要在试点地区率先落实《劳动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建立起新型劳动体制，以促进试点地区其它各项改革的深化和
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以其典型示范作用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地区进行区域综合配套改革，最终实现到本世纪末在全国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劳动体制的目标。
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指针，认真贯彻落实劳动部关于劳动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解放思想，大胆试验，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城市为依托，以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为中心，整体推进劳动领域各项改革，
在重点和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争取在两到三年时间内形成区域劳动力市场和新型劳动体制框架。
二、试点的主要内容
根据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继续扩大企业用人和工资分配自主权，以确立企业和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大力推动企业外部的各项改革，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规范劳动力
市场运行秩序，促进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各项改革的具体内容及应当达到的目标是：
1．充分落实企业用人自主权，允许企业依法裁减富余人员。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主决定招用人员时间、条件、方式和数量，按照条件公开、平等竞争、双向选择的原则自主招用人员。企业在因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因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经征得企业工
会组织同意后，可以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裁减人员。需要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对合同没有约定或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固定职工，企业应当按照其在本企业工作年限，工龄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本人一个月工资的补偿费。对被辞退职工，其失业期间按规定发给失
业救济金。
2．各类企业和全体职工都要签订劳动合同，以合同的形式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劳动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将企业与职工之间劳动关系的建立和调整纳入法制化轨道。
选择部分企业进行集体合同试点，由工会组织代表职工与企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通过协商谈判，订立集体协议（集体合同），逐步建立劳动关系自我协调机制。
3．建立新的企业工资增长决定机制。对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企业以及经营机制转换基本到位的国有企业，实行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低于经济效益增长、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由企业根据本地区就业供求变化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主决定工资
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
在进行集体合同试点的企业试行通过集体谈判确定工资水平增长的办法。可先选择少数非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扩大实行范围。
4．改革企业经营者现行工资收入管理办法，实行经营者年薪制，将经营者的工资收入与职工工资分离，与企业规模、生产经营成果（以利润为主要依据）、责任、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相联系，形成企业内部利益制衡机制。
5．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和市场竞争的需要，结合企业机构设置的调整和建立严格的责任制体系，在全面进行岗位劳动评价和职工劳动贡献考核的基础上，建立充分体制按劳分配原则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形式和办法，自主确定企业内部各类人员工
资标准和工资关系。调整现行的职工工资构成，将应纳入正常劳动报酬的各种津贴、补贴等逐步全部纳入工资，使工资收入货币化、规范化。
6．进一步改革就业制度，破除统包统配，扩大公平竞争范围。实行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和用人方式，破除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干部与工人之间的身份界限，允许劳动者自主流动。进一步放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企业从农村招用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实行更加宽松的政策，逐步
形成城乡一体、有序流动的新格局。
大力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形成以职业介绍、就业（转业）训练、失业保险和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为主体，工作有机结合、功能完备、制度健全、服务优质的市场服务网络，为企业充分行使用人自主权、调剂企业富余人员、解决各种失业问题创造宽松的环境，为劳动者求职、流动和重
新就业提供良好的服务，合理控制失业率。
7．改进和加强工资宏观调控。贯彻落实《企业最低工资规定》，保障职工工资收入的下限；制定工资增长指导线或改进完善弹性工资计划，正确引导工资水平增长；严格征收个人所得税，调节过高收入；对企业工资分配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纠正不合理的分配行为。
8．加大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力度，建立覆盖城镇各类企业所有职工、一体化的社会保险体系。
——养老保险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覆盖面，把各类企业职工都纳入养老保险范围，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统一的养老保险费率和待遇标准。（2）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企业、职
工三方共同负担。试点地区要积极开展职工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办法，以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3）推动企业为在职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并规范补充保险办法。试点地区的社会保险机构要积极开办企业补充保险业务。（4）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逐步建立养老待遇
与缴费挂钩，养老金调整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相联系的机制。（5）养老金由社会保险机构按标准支付，试点地区要实行由银行代发或社会保险管理机构直接发放养老金的办法。（6）推行以社区组织为主对离退休人员进行社会化管理服务。企业已经建立退休职工管理服务组织的，可先实
行企业和所在地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双重领导，逐步实现社会化管理。有条件的地区，也可进行社会组织直接举办退管服务机构试点，切实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
——失业保险要建立失业救济、转业培训、生产自救和就业服务相结合的体制，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再就业的功能，并为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创造条件。将失业保险覆盖面扩大到非国有企业职工，建立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运用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自行消化安置富余人员。
——积极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既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又要有效控制费用不合理增长。试行职工大病医疗费用社会统筹和个人医疗帐户相结合的办法。

——工伤保险制度改革要建立工伤补偿、医疗康复和事故预防相结合的体制，重点是建立基金，实行按行业伤亡事故发生频率确定差别费率并依据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调整的浮动费率办法，建立工伤保险促进安全生产的机制。加强劳动鉴定机构建设，严格按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
度鉴定标准》评定伤残等级。适当调整工伤待遇，妥善安置伤残职工及因工死亡职工遗属。
——生育保险制度改革，重点是建立企业缴纳保险基金制度，对因生育而造成暂时失去劳动能力的妇女提供经济补偿，以平衡企业负担，维护女职工权益。
——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办法，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专款专用，试点地区应建立由各有关部门和离退休人员代表参加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
9．建立劳动监察制度，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规范劳动力市场运行秩序。试点地区要尽快健全劳动监察机构，建立劳动监察组织网络，配备劳动监察人员，全方位开展劳动监察工作。对企业和劳动者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劳务中
介的管理，规范劳动力市场运行秩序，保障劳动力市场的良好运行。
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依法保证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试点地区要健全完善市、县、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实行仲裁员、仲裁庭制度，全方位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劳动纠纷，为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的实现提供法律保证。
10．建立职业技能开发体系，理顺职业技能培训管理机构和考核组织，实行区域性职业技能鉴定社会化管理，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服务。根据劳动部颁发的《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劳动部、人事部《关于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规定〉的通知》，及本省《职业技能
鉴定实施办法》，积极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抓紧制定职业技能鉴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原有工人考核组织机构的基础上，按照严格条件、公开竞争、择优选点的原立一批社会通用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部（所），并实行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制度。加强考■队伍建设，对考评员进行资格培
训、审查和认证。劳动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协商确定社会通用、技术复杂、涉及产品质量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工种（专业）为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的试点工种，并制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各试点地区依据《规范》选聘专家、名师编制鉴定试题，组织进行职业技能鉴定社会化管理试点工
作。实行国家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建立多方办学、多层次、多形式、覆盖城市和乡镇企业并向农村延伸的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使城镇新增劳动力和转岗、转业人员在就业和上岗前接受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
三、试点的安排、原则和要求
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在二到三年时间内基本完成，改革基础较好的地区可以提前完成。改革的具体安排可以根据各试点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设计。
第一阶段，成立试点领导小组，设立办事机构。由于此项改革涉及面广，需要由当地政府领导出面进行组织和协调，组成由有关部门参加的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设在劳动部门。
第二阶段，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区域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方案的制定要全面贯彻劳动部关于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改革思路，根据试点《指导意见》和试点会议精神，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对各项改革内容一并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使各项改革衔接配套。在方案制定过程
中，劳动部将视实际需要与可能，派出工作组进行帮助指导。方案形成后，报劳动部审批，经当地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阶段，组织实施，全面铺开。根据改革方案的设计，将区域综合配套改革全面铺开。要抓住主要矛盾，进行重点突破，同时要做到各项改革协调发展。要针对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及时研究解决试点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第一、二阶段工作在1994年4月完成，5月份开始正式实施。
为搞好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各试点地区必须解放思想，按市场经济要求，立足高起点，瞄准高目标，采取大胆的改革措施，力求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推进改革的方式方法上，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注意保护职工的利益，加强思想动员和改革宣传工
作，争取职工群众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在改革中保持社会稳定。
区域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政策性强，必须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和上级劳动部门的指导下进行。各试点省市劳动部门要积极主动地争取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
试点地区要及时总结经验，发现、研究和解决试点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各地试点进展情况请及时报送我部区域改革试点协调小组办公室。



1994年4月7日
蔡立东 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法人分类模式 职能主义 结构主义
内容提要: 法人分类模式有“职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别，《民法通则》采“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根据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担当的职能，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这种分类模式渊源于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立法之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法律科学的发展水平，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也无法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并以其为主轴设计民法中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则。


引言

法人分类模式是法人制度的制度枢纽和法人制度立法的支架，各法域的民法典多以法人分类模式作为设计法人制度的逻辑线索。形式上，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决定着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和格局。实质上，区分标准的选取，会决定类型化的结果是否能适当达到所欲达到之目的。一个法学较落后的地方，其法律的适用之所以不能适当达到规范目的，主要常肇因于在设计制度时，拟负荷上去的功能没有处理好[1]。{1}70。法人分类模式决定着法人制度的制度取向和制度容量，其中分类视角的选取和分类标准的抉择直接限定了法人制度的宗旨以及为实现这些宗旨而预设的功能配置。

学理上，关于民法典法人的分类，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或者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或者沿用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也成为争议颇大的问题。{2} 6-7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采取了将私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模式[2]。梁慧星教授课题组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则推出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3]，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沿用了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模式[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依然沿袭了《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四分法式分类模式（第三章法人从第45条到57条计13条），但立法机关也清醒地认识到法人分类是起草民法典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远未形成定于一尊的成熟方案[5]。对此，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部分作何选择，是当下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法人分类模式类型化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和“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然后分析立基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法人制度满足民法对于法人制度之期待的有效性以及此种分类模式满足法人分类之于立法意义的有效性，进而检讨此种分类模式得以生成的根源，并提出关于我国民法典法人制度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建议。

一、法人分类模式的类型化分析

以法人在国家构想之整体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国家为其分配的职能作为分类标准的法人分类模式，可以称之为“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的核心是：以实现国家对法人的管制为制度宗旨，以国家与法人间关系为背景，从外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纵向鸟瞰视角界定立法面对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思路[6]，即使是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其首先要满足的是国家对不同类型法人的职能定位得以实现，法人被想象为一个融洽无间、各亚利益群体各得其所、没有内部利益冲突的桃花源式的集体，作为制度利用者的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引发的民事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裁断则被这种分类模式所遮蔽，而无法纳入法人制度的视野。

前苏联的民事立法是这种分类模式的典型实践，在前苏联，各种类型法人的区别是由所使用的财产的所有制性质、各组织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能的特点以及领导它们活动的方法的区别决定的。{3} 146根据《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第11条，法人包括：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具有国家拨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并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企业和其他组织；由国家预算拨付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的，其领导人有权支配信贷借款的（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组织；由其他来源取得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组织；集体农庄、跨集体农庄的组织、其他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和它们的联合组织；而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规定的情况下，还包括这些组织及其联合组织所属的具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企业和机构；国家和集体农庄合办的组织以及国家和合作社合办的其他组织。{4}9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章关于法人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模式，该章共分为四节，即一般规定；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7]；联营。可见，《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法人，另一类是机关（包括部队）、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5}24民事立法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作为相互对举的存在，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就其职能而言[8]，在于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9]。与企业法人对应，根据相关立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为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其职能不在于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同时，立法也未涉及法人的成员和组织机构等组织法的问题。可见，就法人类型而言，首先映入立法者眼帘、并为立法者看重的是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盈利性活动的职能，我国民事立法以是否主要从事盈利性活动作为法人的分类标准，并以此为逻辑线索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观察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盈利性活动，是立基于国家的视角，着眼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法人假想为一个融洽无间的个体，立足于法人外部界定其职能的作业，这一观察视角也折射了立法者对于民法上之法人制度寄予的功能期待。由此可以解读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为了直接实现国家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构想，以管控法人的行为为制度宗旨，根据国家对不同法人类型的职能预期，以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的职能[10]，即是否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法人分类的标准，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

与“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形成对照的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此种分类模式着眼于法人制度提供的、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制度结构，即法人内部各亚利益群体的互动结构。这种分类模式的要义是以满足私人互动需要、为私人互动提供制度支援为制度宗旨，以当事人间的互动关系为背景，从内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平面化内在视角界定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基于此，作为私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如何裁断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而非国家对于法人之职能定位的实现。法人制度作为法技术工具，应提供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

《德国民法典》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传统代表，这种传统大陆法系法人制度，首先在性质上将法人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并以私法人作为民法规范的对象。在私法人内部根据法人的成立基础及由此带来的法人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不同，将私法人分为社团和财团，并以此为逻辑线索，设计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安排。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另辟蹊径，其第48条以法人发起人（参加人）对法人独立财产的权利性质为分类标准，将法人分为三类：商合伙和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债权的法人；国有或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法人；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法人的联合组织（协会和联合会），属于其发起人（参加人）对之不享有财产权利的法人。{6} 24

由此可见，两种分类模式类型的分野集中体现为在法人分类标准上的分道扬镳，这渊源于观察法人制度的不同视角。由此决定了法律的制度宗旨及所界定的问题和选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等方面的泾渭分明，基于此形成的法人制度的功能负荷则大相径庭，法人制度的制度容量也迥然有别。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适应性分析

（一）“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

以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立法为分析对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在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国家目的的实现，明确法人的职能、框定法人的行为类型，从而使法人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的方式各自安分守己履行其应向国家承担的职能。按照这种分类模式的预期，企业法人可以而且主要从事盈利活动，而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非企业法人则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盈利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赋予企业法人地位以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够凭藉禁止党政机关经商以应对由政企不分和权力商品化而产生的腐败问题。由此，法人制度不是民事主体可以自主选择适用的法律结构，而成为国家管控民事主体结社需求的基本管道。

即使立法者的上述目的无可置疑[11]，问题还在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对于该目的的实现亦无所助益。其原因在于：无论我们多么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无论我们的民法多么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但没有一个执法机关主动推动民法的实施却是各国民法共同的选择。没有执法主体，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主动援引和法院的被动裁判实施，构成了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区别于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之重要特征。在实施机制上，没有主动的执法主体既是民法的自身规定性使然，也决定了民法功能的限度。依职能对法人进行分类，意在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的管控，但国家与法人之间的关系纵然重要，立法也必须关心，民法固有的实施机制却决定了试图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徒劳之举。

首先，“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非民法之所务。现代人把国家看成一种人们在从事自利活动中所必须要的工具。国家制定的规则使得它能更好地让大家实现自利的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乃是替人民办事的工具，而不是教育人民的机构。{7}134在民法的世界里，国家只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的自利行为，没有独立于当事各方的自己的目的，作为私法的一般法，因民法所发生的，不是对国家的遵守义务，即使违反私法，亦不是违反对国家的义务，因而国家不但不加之以处罚，且不直接干预其事。{8}35由于民法没有、也无需一个主动的执法主体代表国家推动它的实施，其实施只能诉诸于民事主体的主动援引，因而，立足于对制度实效的考虑，民法只能从民事主体之间、而不是民事主体与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角度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尽管民法上有法人“营利性”的问题，但却无法人“盈利性”的问题，或者说“盈利性”是与民法无关的问题。法人“营利性”的问题意识，仅存在于民事主体之间，即法人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关涉的是法人所得盈利是否可向社员分配，而不牵涉自国家的角度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即使非营利法人也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国家当然需要、而且也应该管制法人经营性行为，规定哪些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但自国家与法人的关系角度管制法人的行为不在民法的调整旨趣之内，而属于国家与法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范畴。

其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为民法无力担当。民法主要通过民事主体的主动利用、特别是私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推动法院裁判的方法得以实施。如果没有执法主体的主动管制作为手段或威慑，没有人会主动寻找并接近一种管制，这样的管制即使存在于正式制度之中，也无法从纸面走进生活，成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现实约束作用的制度。由此为法院裁判、而不是为行为管制提供准则，就必然成为民事立法的核心关照。启动民法的实施主体是民事主体，民法只能着眼于行动于法人内部的出资者、管理者等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法人与这些亚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即设计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因此，“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乃是对民法功能的不恰当期待，虽在民事立法上加载了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之管控的追求，但这为民法力所不逮，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立法者一厢情愿的幻想。由于未关注民事主体对法人制度的利用，没有为民事主体设立团体以及解决因加入团体而引发之新问题提供制度支持，这样的制度自然无法为民事主体所利用，甚至成为与民事主体无关的制度，纠结于国家与法人间的关系必然导致法人制度的无力性。民法特有的实施机制决定了民事主体的自主利用为其实施所不可或缺，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法人制度为何如此欠缺实效性，无怪乎实践中鲜有法官援引《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则裁判民事主体间的纠纷[12]。

再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已为我国的法人制度实践所否证。无视现实地限制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尤其是财政差额拨款、甚至没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从事经营行为不切实际。事实上，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作为事业单位的各出版社、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因其从事的活动被视为经营性活动，而均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作为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许可。此外，经费上实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或企业化经营，如城市规划设计院等，主要从事经营性活动，也要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获得营业许可。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

民法是私法的一般法，以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为调整领域，调整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的兴起，使得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政府的功能只是制定一些人们以私人身份从事经济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7}134民法又是社会的法，其核心内容是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技术机制，而不是国家引导民众追求和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民法规范下的秩序是作为调整私人行为之规则运作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设计和事先确定好的。国家只确定游戏规则，不关心游戏结果。以国家在道路交通领域的公共服务类比，如果国家也行使类似职能，则仅制定道路交通法规、确定道路交通规则，而不具体要求人们行走的线路。

作为民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应该着眼于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法人制度真正需要直面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其个人过往不曾遇到的利益冲突。具体言之，真正直面问题的法人制度应该专注于回答以下问题：法人成员的标准、法人意思的形成及表达（法人的治理结构）、法人与其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为民事主体利用法人制度提供前提，为法官裁判民事主体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发生的纠纷提供准则。

“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目的管制法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家站在外在于法人的角度，为了管制法人行为而进行的分类，其问题意识存在于国家和法人之间。因此，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这些只有聚焦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平面化分析而非纵向鸟瞰才能观察到的问题无法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所关注，更无法成为问题的核心。这种问题意识直接导致该分类模式具有浓重的身份色彩[13]，其设计的法人类型并非着眼于民事主体利用团体结构的需要，而是着眼于国家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安排，因此，一方面在此分类模式下，不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法人类型均可为民事主体所利用，只有拥有特定身份的主体才能设立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某些社会团体法人也须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发起。另一方面，民事主体可能形成的团体形态无法嵌入法人制度中，而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团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村农民集体、业主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足球协会、汽车俱乐部、民办学校等非企业法人无法根据《民法通则》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