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及其证明规则的历史沿革

胶州市工商局 高长玉

我们当前执法的前提是查清事实，而查清案件事实的过程就是收集证据并利用其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收集和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也有一套特别规则，相对我们工商执法来讲，如果但讲法律规定，很简单，就是《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上的几条条款。我今天想跳出咱们单纯工商行政执法的小圈子，从古代证据规则的演变、中外证据制度的差异、未来证据规则的发展三个方面，来阐述证据规则从无到有、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历程，来简单的说明中西方证据制度的差异，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拓宽大家的工作思路，为我们的行政执法服务。

一、古代证据规则的发展历史

先从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的证据制度说起，我国西周之前的审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罚为特点，各种证据的地位可谓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从法的繁体字上分析。法左边从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边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种异兽獬豸，又叫独角兽，当时双方争讼，族中的长老就把他们带到独角兽的跟前，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谁说假话，独角兽就用角触之，谁就败诉，因此右下部从去。

到了西周时期，法官已开始强调“听狱之两辞”。没有被告的供词，一般不能定案。《周礼》中有关当时的法官以“五听”断案的论述。“五听”包括：（一）辞听（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色听（理屈者则面红耳赤）；（三）气听（无理则喘息）；（四）耳听（理屈者则听不清法官的问话）；（五）目听（理屈者则双目昏花，无神）。（注：《周礼·秋官》）其中的“辞听”即为口供，法官在庭审中可以凭自己的判断认定证词，判决案件。“五听”狱讼，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审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开始确立其在诉讼中的地位。

秦汉时期，仍旧保留了对口供的一贯重视，为获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择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讯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到唐代，口供这一证据制度已趋于成熟、完善。但同时也规定，只要证据确凿，被告人即使不承认所控罪行，也可以断案，而且还强调“疑罪从轻”。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关于口供的规定上基本与唐代一致，有时甚至有倒退的趋向。如在明朝，为加强专制极权制度，设立了“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机构，刑讯逼供一度恶性化。至明、清时，“疑罪从轻”的传统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证据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证人证言问题，从秦代已开始注意询问证人，获取证人证言，但对证人证言制度最为详尽规定开始要首推唐律。唐律中明确规定证人资格问题。“旬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因缺乏作证能力，“皆不得令其为证”。（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唐律对证人制度的规定还反映出古代诉讼中专横与擅断的特点。在审理案件中，不仅可以刑讯被告人，还可刑讯证人。唐代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一般案件“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定罪”“三人证实，二人证虚。”（注：《唐律疏汉·断狱律》）可见只有三人以上提供的证言，在法律上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种形式主义“众证定罪”的原则，到明、清时仍沿用不致。

在古代证人证言制度中，还体现出中华法系证据制度的特色之处，那就是与证人证言制度相对的“亲亲相隐”原则的存在。自汉武帝时确立了儒家的官方统治地位后，受儒家礼教原则的影响，“亲亲相隐”便从汉代开始成为刑法制度中一基本原则，成为证人证言制度的例外规定。按孔子的观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注：《讼语·子路》），于是在汉宣帝时正式下诏公布：“从今以后，儿子首谋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隐匿儿子，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若属殊死重罪，都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注：《汉书·宣帝纪》）自此，法律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免去其告发和作证的义务，“亲亲相隐”原则开始法律化。这种屈法伸礼的原则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证据制度的深刻影响。自汉以后，为后代各王朝承袭沿用，并制度化为一法定基本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证据制度中独有的特色。

对于物证，自秦代起，已有司法机关注重收集凶器，赃物等物证的记载，秦简《封诊式》中就有与物证相关的一记载：甲，乙二人捕获丙、丁并将他们私铸的钱币与器物送交官府（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治狱》），作为定罪的物证。唐代对赃物“露验”的案件，也主张以物证定罪（注：《唐律疏汉》）。在古代的证据制度中，对物证制度记载的史料虽不丰富，但物证在证据制度中仍有一席之地是无疑的。

对于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等进行勘查检验的记录。中国古代在勘验笔录制度方面的发展状况是十分突出的，在秦代时期，勘验水平已是层次不低，但到唐宋以后，勘验制度的发展达到高峰时期。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下诏颁行《检验格目》，宁宗嘉定四年，又颁行《检验正背人行图》，其中规定：“令于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昼，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押。”（注：《宋史·刑法志》）勘验中，还规定了报检、初检，复检等法定勘检程序。同时对勘验人有责任规定：勘验人员应按照勘验的范围、时间，如实勘验，不许受贿舞弊，违者论罪。可见这一时期勘验笔录作为法定证据的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

由于宋代重视勘验，客观上推动了法医学的发展，如宋代相继出现了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宋慈的《洗冤集录》等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使中国古代的勘检制度在经验的基础上向理论化发展。尤其是宋慈的《洗冤集录》，从法医学的角度，通过大量的鉴定实例，对许多容易混淆的伤亡现象和死亡现象的原因作出了比较科学的鉴定结论，作为中国古代出现的首部法医学专著，虽然其中的一些勘验手段在今天看起来存在许多错误与不足，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极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专著，不仅被元、明、清各代承传，而且还刊版印刷流传到亚洲，欧洲等国家地区，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典法医学的代表之作。

说完了中国古代，再谈谈古代西方。古代西方国家审判中最早使用“神誓法”来判定案件事实。在法庭上，一方当事人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由对方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做出反驳。如果一方出现了形式上的错误，或者在陈述过程中表现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败诉，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告知人们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仅由一人宣誓来证明。于是，不仅当事人要宣誓，还要有其他人的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誓言帮手”(OATH-HELPER)。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如果“誓言帮手”在宣誓之后也没有受到神的责罚，法官就可判该当事人胜诉。案件情况不同，法律对“誓言帮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争议事实的性质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帮手”数量也就越多。

除了神誓法外，古代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查明案件事实。一般来说，接受折磨或考验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这种折磨或考验通常都伴随着由牧师或神父等神职人员主持的弥撒或祈祷等宗教仪式。以“热铁审”为例，牧师给烧红的铁块撒上一些“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然后他让被告人手持那块热铁走过9英尺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密封包扎起来，三天之后查验。如果有溃烂的脓血，则其被判有罪；否则就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是铁手，谁就能逃过一切法律的制裁。

欧洲一些地区还曾经使用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圣经考验法”。牧师在祈祷之后把一本《圣经》挂到一根木棍上，保证其可以自由地左转或者右转。然后让被考验者站在悬挂的《圣经》面前陈述案情。如果其陈述之后《圣经》按照太阳运行方向旋转，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如果相反，就证明他有罪。

在中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式是“决斗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双方证明方法”，也是最受人尊重的“神明裁判”方法，一般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有资格选用。如果一个自由民卷入一个民事诉讼，或者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他可以要求与对方进行决斗。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决斗往往是指控人和被指控人之间的生与死的决定，因为决斗的负者会被送上绞刑架。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不必自己决斗，可以雇佣职业剑手去决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决斗都要在法庭安排的宗教仪式下进行，而且那决斗结果就是最终的裁决。这种司法证明方式在法国延续的时间最长。1818年，一位被指控的自由民要求与对方决斗，但是国会认为这种方法所证明的事实不可靠，便决定废除了“司法决斗”。

毫无疑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但是它有时也能产生理性的效果。有些“神明裁判”方法就跟抛硬币的效果一样，正确和错误各占一半。例如，当事人的有罪心理可能会影响其宣誓时的神态；有罪感有时会使人在决斗中心神不定或丧失斗志等。

在现代人的眼中，各种“神明裁判”方法都是荒唐的和滑稽的，但是这些早期的司法证明手段实际上比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更有效力。因为当时人们对合理和正义等观念的理解显然都屈从于对神的情仰和崇拜，可是说神灵主宰了他们的一切。

最早在司法证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定大概是1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旧西弗里西亚法律”（注："the laws of Old-West Frisians，a typical Germanic peop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William Anerew Noye:Evidence:Its History and licies,(1991)p.8.）。西弗里斯安人住在与荷兰海滨低平原相连接的弗里西亚群岛上。由于他们的生活一直受到海岸水土流失的威胁，所以修筑堤坝就是每一个当地居民的基本义务。诚然，他们的法律中还有很多“告知真理”的规定，如“神誓法”、“司法决斗”和“神明裁判”等。但是，如果居民没有履行修筑堤坝的义务，海水是不会尊重什么“神明裁判”的。于是，那里的人就率先越过“告知真理”去追寻“发现真理”。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负责修建堤坝的官员指控某个居民没有履行义务，但是该居民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那么官员就要找出“国王证人”来支持其指控，而被指控的居民也可以在“法律代言人”的帮助下对“国王证人”的证言提出置疑，甚至可以推翻那些已经在“圣物”面前宣誓的证言。这说明法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的裁断能力。

理性司法证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欧洲的司法系统中成长起来。这一生长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司法活动的介入；第二，调查犯罪成为了政府的职能；第三，审判成为了政府打击犯罪的手段，同时抛弃了原来的非理性证明方式。

在那个时候，一种新的审判方式就应运而生了。法庭传唤一些可能了解与该争议有关之情况的当地居民出庭，让他们在宣誓下接受审问并做出裁决。这就是所谓的“陪审团审判”模式的雏形。那时的陪审团是由了解案情的12名当地居民组成的。这些人被召到法庭来的目的不是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是向法庭提供他们了解的案件事实。他们在法官的指导下宣誓讲出与案件纠纷有关的真实情况。从现代意义上讲，他们是证人，因此法官要审查他们与案件有关的知识、意见和信念。法官首先要告诉陪审团将要让他们讲出事实真相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他们要在法庭执行官的监督下进行评议……如果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就把他们分隔开，分别查询他们不能得出一致意见的原因。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知道案情真相，少数人不知道，那就可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判决。如果他们宣誓说他们对案件事实一无所知，那就可以再召其他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来做陪审员。就判决而言，陪审员了解案情的途径并不重要。无论是他们直接得知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都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除非有人证明其来源不可靠。

显而易见，这种陪审制度适用干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镇，因为那里的人们互相认识，而且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这种陪审团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此，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陪审制度必然逐渐消亡。出现了“不知情陪审团”，同时也推动了证据规则的产生和发展。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加强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意见
卫生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到1982年底，全国已建有市（地）级以上中医药研究院所45个，专职科研人员近7000名，在一些医学院校和医院还设有中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室、组），初步形成了中医、中
西医结合科研系统。
回顾30年来，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尽管走过了曲折的历程，但广大中医、“西学中”等科技人员坚持党的中医政策，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开展了大量的发掘研究工作，累计获国家和部级科研成果近三百项，省级已过千项。其中，有中医基础理论、医史文献研究；有名老
中医、民族医经验总结；有脏象、经络、针灸、针麻原理探讨；有扶正固本、活血化瘀等治则研究；有心脑血管疾病、感染性疾患、急腹症、骨折、肿瘤、宫外孕等的研究；有气功防治多种慢性疾病和中医药抗衰老的研究；有民间传统疗法和多种诊治手法的发掘整理；有中草药的栽培、引
种、加工、炮制、剂型改革以及实验研究等等。不仅范围逐步扩大，数量增加，而且水平不断提高，受到了中外医学界的重视。
卫生部在机构改革中加强了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领导，明确了职责分工，将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划归中医司，制定了国家和卫生部在中医药方面的重点、攻关项目，拨出了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
但总的说来，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在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中，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而且各个分科的发展很不平衡。中医科研机构普遍规模小、设备简陋，缺乏必要的物质保证；在科研队伍中，中医力量薄弱，青黄不接，没有形成梯队，不能在中医研究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科研选
题和思路方法缺少中医特色，尚未创出新路子，以致中医学术发展缓慢，不能适应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
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中西医结合科研基地，西学中人员不能相对集中使用，他们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管理工作薄弱，缺乏统一规划，有些科研项目低水平重复。从科研设计到成果评价基本上是沿用西医的常规，没有形成中医、中西医结合的一套不同特点的科学管理办法及相应的职能机构。
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对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二者的概念和关系以及对开展这两项工作的方针、任务与指导思想不够明确，这是多年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之一。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在实事求是地总结正反经验的基础上，提出? 韵乱饧? 一、统一认识、明确指导思想
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是提高医疗效果和教学质量的基础，是关系到中医能否振兴、中西医结合能否发展的关键之一。这是一项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务必予以高度重视。
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本着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原则，保障人民健康，为四化建设服务。在具体研究工作中，特别在不同的机构里，在人员组成、课题内容等都应有不同的要求和侧重。中医科研应以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为目
标，中西医结合科研则应着重探索中、西医学之间的结合途径。
中医机构中的科研工作要遵循中医理论体系，以中医中药为研究对象，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采用传统的和现代的科学知识、方法和手段；以临床研究为主要任务，着重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急重症、发挥预防和护理等方面的特长；在提高中医药疗效上狠下功夫。同时加强发展中
医理论和文献的研究，不断探索疗效机理，逐步阐明中医理论的本质。民族医药研究工作也要按照各自的理论，总结临床经验，突出自身特长，使民族医药学得到尽快的继承发展。
中西医结合机构中的研究工作，要遵循中、西医两种理论体系，可着重探讨中医、西医的异同点，寻求中西医结合的途径，逐步形成中西医结合新的见解或理论。中西医结合工作只有在中医、西医各自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当前的研究重点应放在中西医结合疗效高于单一中医或
西医治疗的疾病上，并紧密结合实验研究，探索疗效机理。
其它科研、教学机构中，也应鼓励和支持开展中医与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同样适用于中医科研单位。中医机构一定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其内容大体是，在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要遵循中医理论体系，以继承发展中医药学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疾病防治上，坚持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原则。不断提高
中医学术水平、多出成果、快出人才，为发展我国医学科学事业，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贡献。
中医研究机构要紧紧围绕中医科研这个中心进行工作，中医医疗、教学机构要将医、教、研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要搞好中医“西学中”和其它科技人员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多途径、多学科、多层次研究，为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医药卫生事业通力合
作。
二、中医、中西医结合近期的科研任务
1．中医、中西医结合各科临床研究
临床各科研究的项目很多，着眼点应放在提高疗效上。各地需组织力量以中医、中西医结合各科治疗疑、难、急、重症为重点展开研究，进行协作。
2．承担国家防病治病的重点项目
组织中医、中西医结合各种力量，对恶性肿瘤（选择肝癌、胃癌、食管癌、肺癌）、肝炎、心脑血管病、老年疾病等，采用传统综合疗法，寻求提高疗效的途径，集中优势，协同攻关。
3．中医理论的研究
为使中医“证”和“病”逐步规范化，目前拟对中医证和病进行研究。针灸针麻原理，经络、脾、肾本质和阴阳学说等科研项目要继续抓紧进行，力争早日出成果。
4．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
《卫生部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对《素问》、《灵枢经》、《难经》、《诸病源侯论》、《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脏经》等12种古籍的整理研究，为卫生部重点科研项目，已下达各地。第二批200种整理任务也
已下达。在此基础上，将组织全国力量对全部中医古籍按类进行整理研究。民族医古籍的整理规划正在调查制订中。这是一项继往开来，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任务十分艰巨、工作量很大。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认真组织落实，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务。
5．关于名老中医、民族医临床经验的继承研究工作，各地陆续将其经验制成软件，输入电子计算机。这对完成抢救任务很有意义，但必须以疗效显著和独特专长为基础，因此编制前要开好论证会。对电子计算机在中医方面的应用研究要广开思路，如古籍整理、文献检索、疾病规范、
综合辨证等，使医理设计更科学、更严谨，加强研究深度，防止低水平重复。
民族医、草医和民间的秘、单、验方，是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发掘、整理、提高。民族医药学的继承发扬工作，主要由民族自治区和多民族省来进行，当前工作的重点是文献的搜集整理、名老民族医的经验总结和常见病、疑难急重症的有效疗法研究。民间草
医的经验和土、单、验方的调查、整理、汇编工作，首先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进行，并在此基础上作全国性的筛选和整理，汇编成丛书出版。
以上是卫生部部分重点科研项目和拟列入国家攻关项目。各地区、各单位应根据各自的条件和优势，选择近期课题，并进一步制定长远规划。对民族医药的研究要给予足够重视，有关省、区要作出安排，并报部备案。
三、认真解决研究基地
中发（78）56号文件规定的六个中医科研基地的建设，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充实扩建。正在兴建的辽宁、湖北、陕西三个中医研究院，“六五”期间交付使用；建议天津、上海、四川三个基地列入“七五”规划，使它们逐步成为学科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和具有现代仪器
设备，能有3至5百张床位的全国中医药研究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要认真办好省级中医药研究院（所），调配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医和基础学科人才，配备相应的科学仪器设备，设置300张左右床位，使之逐步成为本地区的中医药研究中心。有条件的市（地）要建立具有当
地优势的专科研究所，如针灸、推拿、气功、骨伤或民族医学专科研究所，并应有一定病床和相应的实验室。
各中医院校（系）以及省级中医医院应设立研究所或专题研究室，划定15％至20％科研病床，将名老中医的宝贵经验，纳入临床科研计划加以继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划出一至二所基础较好的综合医院，做为中西医结合医疗、教学、科研基地，1980年3月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个要求，1982年11月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问题，但有
些地区至今仍未明确，希望各地认真抓紧落实；具备条件的西医机构，亦应开展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并逐步创造条件建立研究室。
四、加速科技队伍建设
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人员既要有较深的中医理论基础又要掌握科研方法和手段，由于成才周期较长，必须尽快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速培养一支有较高水平的科技队伍，特别是要致力于培养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和组织管理才能的学科带头人。
要搞好中医、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首先必须学好中医，对现有科技队伍中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医药知识的人员，除用其所长外，要有计划地补上这一课。根据中医科研队伍的现状，要补充中医科研骨干，并有计划地培养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中医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现代科学知识、方
法和手段的学习，以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和科学管理素质。通过扩大招收中医、中西医结合研究生，选录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员和志愿学习中医、具有大专以上程度的其它学科人员，进行定向培训，作为科研的新生力量。调整充实各级各类科研人员，使其结构合理，逐步形成梯队；开展
院际合作、聘请客座人员、进行人才交流；与各类教学、研究、生产单位建立协作关系，借用科技力量，进行攻关。
五、进一步加强对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领导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都要在党委领导下，把中医、民族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作为发展我国医学科学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行具体部署，经常督促指导，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应调整加强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中医处的职能和力量，使他们逐
步将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从规划到成果的鉴定和推广应用，认真切实地管起来。
要做好团结疏导工作，发扬学术民主，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处理好各学科各学派关系，协调各种力量，使大家团结一致，不要用行政命令处理学术问题；学术团体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卫生工作有关方针政策，开展学术活动，要讲求实效，
加强学会间、会员间和其它科技人员之间的联系与团结；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妥善解决他们的定职、晋级、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问题，并要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要大力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风尚，鼓励治学严谨和埋头苦干的工作态度；要把
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人员中，热爱此项事业、有组织能力、年富力强、不谋私利的实干家，充实到中医、中西医结合各级科研机构的领导班子中去。
要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为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并要加强科学管理，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发挥最大的效益。
要按照中医、中西医结合的路子摸索出适合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办法。在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分别组织由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组成的科学技术委员会，下设若干专题委员会，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也要建立相应的组织，充分体现同行评议的原则
；试行《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评定、奖励办法》和制定《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管理办法》。在明确方向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卫生部将制定“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长远规划和攻关项目”。每年进行一次课题论证、成果鉴定和评奖工作，并有计划地推广应用。有计划有领
导地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以扩大我国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影响。
鉴于对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领导缺乏经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年要进行一次检查并写出报告；卫生部拟定期召开交流会，及时总结经验，切实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注意培训管理干部，逐步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结合实际、严谨有效的管理机构和制度，为
开创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的新局面努力奋斗。




1983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