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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 徐式媛 中国人民银行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为经济宪法，对规范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反垄断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为人民法院受理反垄断民事赔偿案件和市场主体提起反垄断民事赔偿诉讼确立了法律依据。但该条规定的功能仅限于建立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对反垄断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中的具体问题，如原告资格、起诉条件、损害赔偿额的确定等问题均未作进一步的规定。在人民法院受理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后，如何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正确、稳妥地审理反垄断民事赔偿案件，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已决案件的主要特点

据统计，自2008年8月1日至2009年10月1日，人民法院受理的反垄断民事案件共9件。[1]案件数量虽然不多，但考虑到反垄断法在本质上是经济法，以行政执法为法律的主要执行方式，与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在反垄断法颁布实施1年左右的时间里就有9件，并不为少，这一数字也远高于我国同期反垄断行政执法的总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主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提起民事诉讼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

从这9个案件中的原告性质看，既有经营者，也有消费者。而以消费者身份起诉的原告，其本身还是律师。律师以消费者的身份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有多种原因：一是因为律师法律意识比较强，以民事诉讼方式对垄断行为提起诉讼，也是其维护自身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重要表现。二是律师与法为伴，以法为业，如果普通消费者出于成本收益考虑而不愿意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投入时间精力的话，对律师而言，这本身也是其工作的一部分。三是律师通过诉讼引发社会对违法垄断行为的关注，并以法律武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公益诉讼的性质，也推动了我国反垄断民事赔偿诉讼的起步和发展。

从结案方式来看，以撤诉和驳回为主。这样的结案方式对于以定分止争、案结事了为重要职责的人民法院而言，均已实现了化解社会矛盾的目标，但一定程度上却回避了法院对被告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实质性判断。从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目的来看，反垄断法对原告的民事救济的目的应当已经得到实现，如有多起案件是以被告给付原告一定数额金钱而了结的，给付金额甚至已远远超过了原告诉请的赔偿金额，足以实现民事赔偿责任的补偿功能。但从反垄断法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个别了结并未从根本上终止垄断行为。

由此看来，以民事诉讼的方式推进反垄断法的执行，效果尚未完全显现。笔者认为，原因并不在法院和法官，事实表明，反垄断实施伊始，人民法院就已经全面、积极地参与到反垄断法的实施中来，通过受理和审理反垄断案件，行使反垄断民事司法的职责。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责任方式包括停止侵害和损害赔偿，其中，最集中、最典型的问题还是体现在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上。

二、审理反垄断民事赔偿案件之难

反垄断民事赔偿案件审理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适用难。反垄断法的条文具有高度概括性，此为各国立法之通例，对关键性的操作术语，反垄断法往往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如反垄断法第十七条规定，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属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但何为不公平价格，法律并未作出确切解释，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和市场数据来界定。在诉讼当中，原被告双方往往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分别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反垄断法在立法上的开放性赋予了反垄断制度的一种内在灵活性和演进性，与此同时，也给法官在适用法律方面带来宽泛的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二是经济分析难。评估一项垄断行为的市场效率需要复杂的经济学分析，对一些问题经济学理论本身也有争议，如一项具体的经营者集中行为，究竟是促进了市场竞争，提高了市场效率，还是阻碍了市场竞争，降低了市场效率，在经济学理论上可能就存在争议。在对垄断事实的认定中，法官通常要求当事人提供专家证言或者书面研究报告，而对争议事实的论证过程，基本上都是围绕经济学问题展开，对法官的判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垄断损失的计算上，经济学家在对有限的市场数据进行收集的基础上，运用理论的抽象和假定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客观事实肯定是有差异的。因此，对垄断损失的计算也很难有严格的精确性。三是原告胜诉难。在法律没有就反垄断法的证明责任作出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原告须证明被告有垄断行为、原告有损失、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垄断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才有可能获得胜诉结果。但就举证责任的承担而言，由于原告并不掌握被告的经营情况，因此，要以翔实的数据证明被告的垄断行为并非易事。从法院的角度来说，由于反垄断法不仅涉及原被告双方企业或个人，还涉及整个行业的竞争状况，要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垄断并就损失赔偿的数额提出裁判意见，必须极为慎重。因此，反垄断案件审理的时间可能很长，这无疑提高了原告的诉讼成本，比起在取证、资金实力均占优势的垄断企业而言，原告并不占优势。

三、反垄断民事赔偿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

责任性质的考察

民事责任是以民事法律规范为基础，对民事违法主体所采取的一种以恢复被损害的权利为目的，并与一定的民事制裁措施相联系的国家强制形式。根据民法理论，最主要的责任类型包括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责任并非因合同关系而起，故当属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该条文旨在明确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从该条文列举的权利类型看，没有将公平竞争权列入其中，但从该条文的文义解释及侵权法的一般理论来看，侵权法所保护的权利不仅包括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所列举的民事权利，还包括受到法律保护的其他利益，有学者将其称为民事法益。以此为基础，民事主体基于反垄断法而享有的民事权益可被称为反垄断法益，根据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的规定，侵害反垄断法益的行为具有可诉性，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然而，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在性质上与普通民事责任又有所不同，因为从性质上来说，反垄断法是经济法，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确切地说是经济法上的民事责任。经济法上的民事责任与民商法中的民事责任有何差异？日本学者金泽良雄认为，民法中的民事责任目的在于维护民事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着眼于民事权利的恢复；商法中的民事责任目的在于维护企业的存立及其经营，着眼于企业的营利性，二者都是为了维护私益；经济法调整的标准并不在于私人方面，而在于公的方面，经济法中的民事责任是采用私法性的手段以达到一定的经济政策目的。[2]关于反垄断法（日本称为禁止垄断法）所保护的法益，金泽良雄认为，禁止垄断法的规制已经超越了以私益为保护法益的市民法的限度，因此，其保护法益，非私益，应为公益，是作为公益的自由竞争经济秩序的公益，虽然日本的反垄断法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但从本质上来看，反垄断法保护的主要还是公益。

与普通民事赔偿责任相比，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责任有其特殊之处，主要表现为：第一，原告主体的不确定性。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受害人是确定的，因此，在原告资格的认定上并不复杂。而垄断行为的受害人为不特定人，由于垄断侵害具有“涟漪效应”，不仅直接作用于竞争者或者上下游的经营者、消费者，而且像涟漪一样渐次传递，间接受害者可能远远超过直接受害者，这给科学界定反垄断法上的原告资格带来困难。第二，损害赔偿额计算的复杂性。对于普通民事赔偿责任而言，一项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具体的、可测度的，但在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中，据以计算损失的价格包括了时间和市场多种不可重置的历史因素，要准确界定原告的损失是否是因为垄断行为导致的，难度很大。

因此，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是民事责任，具有保护民事主体私益的功能，但由于其又属于经济法上的民事责任，还具有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公益功能。这种责任和功能上的双重性对于解决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实务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责任的目标功能

反垄断法的经济法性质和民事责任的私法性质，使得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实施目标上呈现出多元性，不同的目标对于反垄断民事赔偿责任的制度设计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厘清反垄断法上民事赔偿责任的目标设定。从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反垄断法上的民事赔偿责任追求的目标功能包括以下四种：

1．补偿。即行为人实施垄断行为并致他人损害以后，应当向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以填补受害人因其行为所受到的损失。补偿功能是民事责任的基本功能之一。以补偿为目标，在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上，原告须举证证明其基于垄断行为所遭受的确切经济损失，法官应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主要依据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补偿的对象可以是一切基于违法垄断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人，既包括同行业的其他竞争者，也包括消费者。

2．惩罚。即通过对垄断行为实施主体的制裁，使其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利的后果。虽然民事责任也具备惩罚性功能，但根据侵权法的一般规定，均是以填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重心，惩罚功能并非民事责任的主要目标。相反，刑事责任则体现出强烈的惩罚性功能，但我国反垄断法并未规定基于垄断行为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此外，反垄断法规定的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也具有惩罚性功能。在国外立法例中，最为典型的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设计是美国的3倍损害赔偿制度，即被告对原告的赔偿数额须按照原告实际损失额的3倍来计算。显然，这种3倍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已经超越了补偿的范围，而把惩罚侵权人摆到了反垄断法民事司法救济的重要位置。

3．威慑。即通过规定垄断行为的实施主体应负的民事责任，责令实施了违法垄断行为的主体进行损害赔偿，以此警示行为主体不要再次实施，并教育其他潜在的主体不要实施违法垄断行为，防止不法行为的再度出现，从而实现反垄断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目标。

4．恢复。即恢复因违法垄断行为而受到危害的市场竞争状态。反垄断法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竞争秩序为目的，因此，不管是反垄断法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制裁来恢复受违法垄断行为侵害的公平竞争秩序。从具体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来看，停止侵害的责任方式体现的恢复功能最为直接，而以损害赔偿方式承担的民事责任体现的恢复功能则比较间接。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被告以给付个别原告远超过其损失的若干倍数额的财产为代价，换取原告的和解、撤诉行为，原告通过反垄断民事诉讼获得了远超过其损失的额外收入，被告以赔偿起诉的原告一笔不算太高的费用为代价，换取司法干预的退出，从而继续实施违法垄断行为。

比较上述四种功能目标可以发现，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责任最容易实现的是补偿功能，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并没有明确规定3倍的赔偿制度，所以，法官既不能参照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双倍赔偿制度，也不能援引美国法上的3倍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并不具有突出的惩罚功能。相对于个别原告提起的损失而言，违法垄断行为的实施者获益要高得多，因此，单倍赔偿尚不足以威慑和预防违法垄断行为的发生，也不能起到显著的恢复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市场结构的作用。这是在设计和完善我国的反垄断民事赔偿制度应予考虑的重要因素。

四、反垄断民事赔偿责任中的几个实务问题

原告资格

从损害对象的性质上来看，违法垄断行为侵害的对象既包括与违法垄断行为实施者从事同一业务或类似业务的经营者，也包括其上游或下游的商业实体及商品的最终使用人，如原材料供应方或垄断企业的产品经销商、消费者。在国外司法实践和国内学术研究中，争议最多的是间接购买者或普通消费者是否具有原告资格。
婚约解除后彩礼纠纷若干问题的探讨

王明水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或者定婚。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产生未婚夫妻身份。按照传统习俗和习惯，订立婚约时往往要求一方或双方给以对方一定的财物，这里将按习俗、习惯给付的财物称为“彩礼”。然而，订立了婚约，不等于双方将来就一定会结婚，一旦双方结婚不成，就会对此期间的财产往来形成纠纷，且诉讼到法院的也越来越多。对婚约财物纠纷如何处理，由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对这类案件的认识迥异，适用法律不尽相同，尽管今年四月一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对彩礼返还问题作了的规定，但要做到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识和把握此类案件的处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明析，本文试就作点浅薄的探讨，以请教于同行。
一、彩礼的由来及现状
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就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彩礼”，这种婚姻形式直到中华民国都有延续，但当时在1934年4月8日中央苏区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已有了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1950年、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均未对婚约和聘礼作出规定，且都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内容。但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仍存在把订婚作为结婚的前置程序，在农村尤盛。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订婚的彩礼也在不断提高，小到金银首饰，大到上万元的现金、汽车、住房等。一旦双方最终不能缔结婚姻，则彩礼的处置问题往往引发纠纷，诉诸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
二、婚约关系的法律效力
关于婚约的效力，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订立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认为婚约是一种契约之债，所以当一方不履行婚约时，另一方不得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婚约的效力较大，认为婚约是以婚姻为目的的契约行为，当一方不履行婚约时，另一方可追究毁约的违约责任。我国婚姻法对婚约未作规定， 在我国结婚登记是男女双方形成夫妻关系的法定要件。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定夫妻关系。"由此可见，在我国男女双方是否存在夫妻关系，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是唯一条件。婚约，只是男女之间愿意成为夫妻的一种愿望，是以日后缔结婚姻的一种约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婚约不是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可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也可一方向对方提出解除。一方毁约的，对方不能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也不能要求毁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三、关于彩礼的性质
关于彩礼的性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是赠与行为，也有人认为是不当得利，还有人认为是借婚姻索取财物。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不正确：
首先，给付彩礼的行为不是普通的赠与行为。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受赠人无偿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的行为，具有无偿性、单务性的特征。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外，赠与人在赠与物未交付前可以任意撤销赠与，但赠与物一旦交付受赠人，除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外，赠与人不得要回赠与物。而婚约中给付彩礼的行为，形式是赠与，其实与民法上的赠与存在差异，往往不是当事人真正心甘情愿主动给付的，是迫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并将以后与之结婚作为附加条件，因此它不是一种普通的赠与行为。
其次，接受的彩礼不是不当得利。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从本质上讲，给付彩礼的一方是基于当地习惯主动赠与的，接受彩礼也是基于当地习俗、习惯，不是出于索取，即有合法依据，因此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
再次，接受彩礼不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借婚姻索取财物是被《婚姻法》所明文禁止的，是一种违法行为。我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而订立婚约给付彩礼，是一种民间习俗，是一种当地习惯做法。这种习俗或习惯虽然不提倡，但尚未被法律明文禁止。因此，彩礼问题不具有违法性。
笔者认为，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确应属于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为目的，而是以将来有一天对方能与自己结婚为附加条件的。因此，这种因婚约赠送彩礼的行为是《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的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附的解除条件是婚约的解除，如果条件不成就（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解除，赠与彩礼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赠与人。
四、关于诉讼主体问题
实际生活中，婚约彩礼的给付、接受，并不是仅在婚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直接发生，往往是一方父母或亲属通过婚姻介绍人给付另一方父母或亲属。婚约财物纠纷诉讼，诉讼主体如何确定？目前，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婚约财物纠纷案件，诉讼主体有的列婚约关系的男女本人，有的列婚约关系男女双方父母，有的列男女双方及其父母等，很不统一。笔者认为，诉讼主体的确定应区分以下情形：（1）、彩礼的给付、接受，只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之间，给付人给付的是自己个人财产，接受人接受的彩礼未用于家庭生活消费，彩礼成为了接受人的个人财产，诉讼主体可列男女本人；（2）、彩礼的给付、接受发生在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或发生在双方父母、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但给付的是家庭共同财产，接受彩礼是以家庭方式出现的，诉讼主体可列包括男女本人和双方的家庭成员。如果象这种情形诉讼主体只列男女本人，往往不利于这类纠纷的解决。因为给付的彩礼是家庭共同财产，接受的财产被接受的家庭占有，只列男女本人，给付方的权利会得不到充分保障，甚至法院判决返还的彩礼也得不到执行。
五、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
2003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并已于2004年4月1日施行，该司法解释对婚约过程中的彩礼处理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况，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笔者认为根据该规定，因婚约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的，原则上收受的彩礼应是全额返还。
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处理婚约过程中男女双方所给付的财物时，必须把握：（1）、“彩礼”是按风俗、习惯给付的，并不是真正出于心甘情愿赠送的，往往是出于行情和压力不得不给；（2）、完全出于自愿给付且无任何附加条件的，应认定为一般赠与行为，给付人要求对方返还的，接受人可不予返还；（3）、平时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属于正常的交际往来，不属于彩礼的范畴。